第十三章 你能够做什么

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

——圣雄甘地

几十年来,美国人都深知种族隔离的不公,但是种族歧视似乎是深植于美国南方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问题,大多数好心人士不知道怎么做来改变这样的非正义。接着出现了人权斗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反对歧视黑人的白人团体“自由骑士”(Freedom Riders),以及约翰·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的《黝黑如我》(Black Like Me)这种令人眼界大开的书。突然之间,非正义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同时经济形态的转变也逐渐摧毁了种族歧视。其中一个结果是广大的民权运动应运而生,有关同盟纷纷成立,媒体也开始关注相关弱势群体,而那层让善良的人也只得默认种族歧视的眼罩最终被扯了下来。

与此同时,20世纪的大半时候天空灰蒙、河川油腻、动物濒临绝种,但是环境破坏继续进行,没有多少人批评或反对,似乎这是进步的代价,虽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着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环保运动应运而生。

同样,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鼓动全世界,让大家勇敢正视被困锁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缩在孤立茅篷、饱受瘘管之苦的十几岁少女。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广泛的运动应运而生,来对抗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推动全世界女孩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个典范,环保运动也是,但是这两个模式又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牵涉的都是关系自身的国内问题。至于把美国女性运动当成楷模这一观点,我们则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一项国际性运动被戏称为“女人的议题”,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了。不幸的现实是:女性议题确实遭到了边缘化。无论如何,性交易和集体强暴都不该被视为女人的议题,就像奴役制度不应该是黑人的议题,或者大屠杀不应该是犹太人的议题。这些全是人道议题,超越任何一个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我们之前曾经提到新运动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奋力终止奴隶交易的过程。这是一个闪亮的例子。为了改善遥远地方人类同胞的生活,一个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与财力。丘吉尔曾表示,英国人的“光辉时刻”是20世纪40年代对抗纳粹的毅力;但是同样高贵的时刻是英国本土促使废除奴役制度时的道德复苏。

历史上,人们大多数时候容许奴役,认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们当中有优秀的作家和哲学家,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辩论过自己依赖奴役的风气是否正确;耶稣在《福音书》里完全没有谈到奴役问题;圣徒保罗和亚里士多德接受奴役;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神学家认为要对奴隶慈悲为怀,但是没有质疑奴役一事;18世纪初,贵格会27信徒激烈谴责奴役,却被大家视为不切实际的怪人,而他们的影响力也急剧下降;18世纪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无可争议的部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为英国国家议程的首要议题。潮流改变了,英国在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成为率先解放奴隶的国家之一。

英国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前一天,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运送船中有52%是英国船只,而世界的糖产量有55%在英国殖民地生产。废奴之后不再输入新的奴隶,使得“新世界”的英国殖民地惨不忍睹,而英国的头号大敌法国趁机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美国也是如此。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之后的35年内,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产量降低了25%,而拥有奴隶的竞争经济体,其产量却提升了210%。英国海军部队带头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镇压奴隶贸易,导致大约5000名英国人丧命,也使得英国人纳税额提高。这项片面的行动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国家,让英国与敌对军事力量起了公开冲突。英国的反奴运动分别导致1850年与巴西短暂的战争,1841年与美国的战争危机,1853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危机,以及跟法国持续的紧张关系。但是英国并没有退缩,其典范作用终于刺激了法国在1848年开始废除奴役,也激发了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颁布,推动了古巴在1867年强制执行奴隶进口禁令,也就是说,英国终止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据学者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与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计算,英国因出于道义而终止奴役,6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个总数令人震惊,累积起来超过英国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今天的美国来说,等同于损失了14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个重大且持续的损失。这是一个国家把价值观置于利益之上的英勇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