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家庭计划与『上帝鸿沟』（第3/6页）

小布什政府团队有许多人曾发起反保险套运动，但小布什从来没有完全认同过，美国也继续向萨尔瓦多捐赠保险套，比其他任何一国捐赠的都多，而且每年数量会有些微增加。讽刺的是，大幅裁减美国保险套捐赠数量的是克林顿政府（以及当时共和党占多数的吝啬国会）：从老布什时代每年捐赠的8亿个保险套，降至1999年的1.9亿个。小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间，一年也会捐赠4亿个以上的保险套。

布什政府把艾滋病预防运动的焦点放在“婚前完全禁欲”（abstinence-only）的教育宣传上。有证据显示，如果搭配保险套、避孕法和生育健康的讨论，禁欲教育是有帮助的。但是布什的方案不只是支持禁欲教育，而是坚持年轻人要“完全禁欲”，这意味着校内不允许讨论保险套（虽然布什的艾滋病防治方案倒是乐意分发保险套给高危险群，比如非洲的娼妓和卡车司机）。事实上，有1/3的艾滋病预防经费依法拨给了“婚前完全禁欲”的教育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分发心形棒棒糖，上面印有以下字样：“别当傻瓜！婚前不上床。”^{18接着，课程导师会请女孩吸吮棒棒糖，并解说道：}

你的身体就像个包装良好的棒棒糖。你和男人上床时，他会剥开并吸吮你这个棒棒糖。当时可能感觉不错，但不幸的是，他一旦跟你玩完了，你能给下一个伴侣的，仅剩一个包装破烂、被臭口水玷污了的棒棒糖（傻瓜）。

对于“婚前完全禁欲”教育宣传的影响，研究并无定论，而且某种程度上结论如何似乎依赖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但是总体来说，证据显示该方案稍微延缓了性活动的起始时间；然而青少年一旦有了性经验，其使用避孕措施的可能性会比较小。研究显示，如此会导致更多的怀孕、更多的堕胎、更多的性病，以及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国际妇女健康联盟等倡议团体英勇地为有实证根据的性健康政策奋战，联邦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女士也坚持不懈地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方案奋斗，但是白宫并没有听进去。最终，奥巴马总统继任不久之后，宣布他会终止禁制通令，并且恢复给予家庭计划团体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全额经费。

“婚前完全禁欲”教育宣传的前提之一，是认为非洲的艾滋病问题是淫乱的结果，但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对非洲妇女而言更不合事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埃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指出，美国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率约为0.8%，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成年人感染率高达6%。当她检视数据时，无法找出任何迹象显示非洲人更为淫乱。事实上，美国人和非洲人呈报了相似的性伴侣人数（虽然有些专家认为，在非洲，性伴侣比较可能是同时存在而非接续存在）。欧斯特发现，最大的差异在于非洲的传染率远高于美国。假如都在不使用保险套的情况下与感染者发生性关系，非洲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概率是美国人的四或五倍之多。如此高的概率，部分原因是美国人的生殖器疱疹会得到治疗，而非洲人往往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有11%的非洲人感染生殖器疱疹却得不到治疗，而这些疱疹让病毒容易传播。

公共卫生专家公认，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法之一，是提供性传染疾病的免费检查和治疗。欧斯特指出，如果把预防艾滋病的资源拨出一些来治疗性传染疾病，那么，每年从艾滋病拯救回来的每一条性命的费用只需3.5美元左右。无论如何，对女性而言，有致命风险的因素往往不是淫乱而是婚姻。在非洲和亚洲，女性在结婚前通常是没有感染危险的，结婚后就从丈夫身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柬埔寨，一名曾经当过娼妓的27岁少妇跟我们诉说了她对抗艾滋病的过程。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在妓院感染病毒的。“噢，不是，”她说，“我是后来从丈夫身上感染的。在妓院里，我一定用保险套，但是结婚后就没用了。有丈夫的妇女比妓院里的女孩危险还大。”这话是夸张了，但也凸显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情况：艾滋病经常是性别不平等的疾病。尤其在非洲南部，面对未采用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年轻女性往往没有权利拒绝。举例来说，少女经常成为中年男人的廉价装饰，因此艾滋病病毒持续蔓延。如同前任联合国艾滋病特使斯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is）所说：“性别不平等是大流行病的驱动力。”

有一项方案，在14岁少女塔邦所面临的挑战面前得到了试验。塔邦住在南非东北部的瓜姆蓝加村（Kwamhlanga），她身材修长，喜欢卖弄风情和浓妆艳抹，是个叛逆的青春期少女。她会给任何一项方案带来挑战。塔邦的父亲是电工，长期与艾滋病抗争，耗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还是死去了。塔邦的母亲葛楚·多贝拉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也呈阳性，显然是被丈夫传染的，后来在分娩时又垂直感染了最小的孩子维特。葛楚是全家第一个上过高中和大学的人，他们此前也一直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很快，葛楚病得无法工作，全家只好靠着每月22.5美元的政府补助维生。在他们居住的简陋小屋里，气氛令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