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国家,而不只是病人

艾伦·罗森菲尔德(Allan Rosenfield),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镇长大,父亲是波士顿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曾被美国空军指派到韩国服务。在韩国期间,他每周末去地方医院做志愿者。病房里的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韩国的乡村妇女在生育时承受了很大痛苦,其严重性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回到美国后,艾伦还是无法忘怀那些默默受苦的人。

韩国的经验使得艾伦对于贫穷国家的医疗需求问题深感兴趣。他后来听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有一所医学院有职缺,就提出了申请。1966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克莱尔到达拉各斯,夫妻俩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尼日利亚的情况,尤其是生育计划及孕产妇护理方面的情况,让艾伦大为惊讶,也疑虑重重。

“我开始觉得我们给予的护理模式不适合尼日利亚,”他回忆道。那次在非洲的亲身经历,开启了他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终身兴趣。他开始致力于预防疾病,而不只是等着病人上门。在西方,我们往往认为疾病和死亡是医生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健康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公共卫生专家。公共卫生的解决模式包括天花接种计划,拯救腹泻婴儿的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液治疗法(ORT),以及鼓励车辆安装安全带与气囊的推广运动。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也同样要考虑到公共卫生的观点——减少意外怀孕及提供产前护理,好减少紧急医疗危机事件。

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医疗完全无关。比如说,一个不落窠臼减少怀孕的方式,就是为女生提供校服,这样她们就会在学校待得久一点——也就是说她们会延迟结婚和怀孕,直到她们更有能力生育。一项南非的研究发现,每18个月给女孩发一次价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够提升她们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因此也会大幅降低她们怀孕的次数。

艾伦·罗森菲尔德努力把实务医学与这种公共卫生观点结合起来,成为孕产妇健康领域的社会企业家。艾伦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尼日利亚的服务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队”(Peace Corps)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一样。但面对周遭的强烈需要,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请了一份泰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妇俩在泰国待了六年,组建家庭、学习泰语,并全心爱上了这个国家。然而,泰国海滩之美跟孕产妇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别。此外,子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丸只有医生开了处方才能拿到,这表示99%的民众无法采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于是艾伦与卫生部共同研拟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让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也有权开处方。首先,他列出一份问题清单,让助产士在询问妇女时有个参考,能够迅速开出处方;不好判断的,则转诊医生。很快,该方案在全泰国3000个地方正式实施,最后助产士也有权帮妇女安装子宫内避孕器了。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方法的颠覆性。但是在以前,内科医师严加守护他们的特权,如果谁把医疗责任托付给微不足道的助产士,那简直是异端。

艾伦·罗森菲尔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

(拍摄:坦尼亚·布拉甘蒂)

“这个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如果在今天,要审核这样一个方案一定很麻烦,”艾伦说。“但是当时我单枪匹马,反而可以这么做。”他的事业轨道已经定型,即致力于妇女生育安全的公共卫生工作。1975年,艾伦搬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发展了该领域的全球同盟网络,并在1985年与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联合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全球卫生议题方面处于最前线的英国期刊《柳叶刀》上。文章里提出:

让人费解的是,健康专业人士、决策者和政客们对孕产妇死亡的关注太少了。全世界的产科医生在这方面尤其玩忽职守。大部分产科医生疏于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游说相关机构推行重要计划、调整先后顺序,而是把焦点放在强调高科技的次专科上。

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球孕产妇健康的倡议运动,同时艾伦也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1999年,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艾伦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为推动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