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第2/4页）

可信度需要展现善意

展示善意对于提升说理者的说服力非常重要，因为善意能增进说理者的可信度。当今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敌意，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缺乏善意的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特征。

把互联网想象成战场的，并不只是那些相互仇视的敌对网民，而且还有某些担负着管理网络重任的人士。他们以随时预备清剿、出击的姿态注视着网络的一举一动。人民网于2011年12月1日发表文章《对网络造谣传谣者就应当“迎头痛击”》，文章称，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中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借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攻击领导、污蔑中国的执政阶层、指责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文章建议，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同一天，另一篇文章《用“真实之剑”铲除“网络罂粟花”》，呼吁网民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将流言歼灭。

在侮辱、暴力和威胁的语言中，网络被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敌情、战争和清剿色彩，网络是社会的神经，当神经显示歇斯底里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说理才能起到这样的舒缓作用，因为说理让人变得理性、温和。

愤怒和仇视是相互激励的，在充斥着愤怒和仇视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说理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变温和”看成是说理的一个基本要素，而要变温和，就必须不轻慢。他说：“变温和的定义可以这样下：息怒或平怒。既然人们对轻慢他们的人发怒，而轻慢又是有意的行动，那么，很明显，人们对不轻慢他们的人或者无意轻慢他们的人抱温和态度……人们对待人如待己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没有人会轻慢自己。”

网上的许多“愤民”和“怨民”，那些被指责是“散播谣言”和被辱骂为“网络罂粟花”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国民。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就被辱骂为像罂粟花一样的“毒蘑菇”。当时，有一本插图读物《毒蘑菇》（1938），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罂粟花”运用的是同样的仇恨和非人化想象，这样看待国民同胞，能叫他们不觉得被侮辱、被轻慢吗？

不轻慢他人，尊重他人，而不是威胁或恐吓他人，这是让他们变得温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你不能只要求别人变温和，而自己不变温和。你要求他人别折腾你，你也应该别去折腾他人。对那些只能讨好你、顺从你、畏惧你的人表示温和，是很容易的，但并无意义。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对表示谦卑而不反驳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似乎承认他们比我们低下；比我们低下的人有所畏惧，有所畏惧的人不会轻慢人……人们对向他们告饶、请求息怒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比较谦卑”。

告饶、讨好、顺从的人是不需要互联网的，在网上两条战线上怒目以对的双方，那些众多的呐喊助阵的网友们，至少都不是告饶、讨好、顺从的人们。他们双方都该受到尊重，并尊重对方。如果他们不相互尊重，彼此也不说理，他们的言论没有办法变成他们共同的力量。

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丧失信誉的权威

说理者如果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代表某个权威机构、组织，这会有助于他的可信度，但这种可信度并不是想当然的。当专家、学者、权威、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整体可信度严重下降时，作为个体的专家、学者、官员的可信度也会更被怀疑。例如，2011年11月4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污染状况数据是在新闻炒作，理由是中美公布的污染指数有差异，中方监测更大的颗粒物，而美方则把重点放在对人体更危险的微粒上，提供的是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据。估计很少有读者懂得这个数据的科学意义，可结果发现“北京市民更倾向于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有网民在这个新闻下留言道：中国数据以是否死人为标准，美国数据则以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为标准。像这样的网民显然没有被那位副局长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