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第4/9页）

可能的反驳（rebuttal）：社会正义要放到具体的环境条件中去衡量，那些亚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美国相比。在那些国家，海克力斯制鞋公司为工人们支付的工资比当地工人要高，不能说不善待他们。

在关于海克力斯制鞋公司的“定义主张”说理中，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直接有争议的“社会责任心”的定义（争议定义），第二种是对“善待”和“社会正义”这些中心词的定义（必要定义）。在说理中，这两种定义的方法和种类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大致有下面介绍的五种。

五种常用的定义方式

对概念字词的定义大致有五种方法。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也并非只有这五种，它们每一种都有用处，但也都有可能被误用。第一种是词典或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的定义。这是最一般的意义，对于说理来说，往往并不充分，要么太宽泛，要么太狭窄。例如，“粗俗”（obscene）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谈吐、举止等）粗野庸俗”，《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对obscene的解释是“冒犯趣味，肮脏，令人讨厌，遭人反感”。汉语或英语词典用来解释“粗俗”一词的说法，如粗野庸俗、肮脏、讨厌、反感，它们本身的含义都是模糊不清的，也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定义。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粗俗”作了一个限制意义的规定：粗俗应由地方社群根据自己的标准自行决定，但是即使如此，对于哪些书籍因“粗俗”而儿童不宜，一直到今天还是争论不休。

第二种定义法是“特指”，英语中称stipulation，这个字的拉丁文原义是“讨价还价”，也就是由说理者根据具体的议题范围、内容而特别规定一个词的意思，将它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使用范围内。引用权威人士的说法或论述也是一种特指定义的方法（称“报道式定义”，reportive definition）。虽然说理离不开特指定义，但还是有人认为，不应该随意运用特指定义，因为特指定义会使公共语言的词义变得不明确。还有论者指出，公共权力随意决定词义更是一种不民主的行为，“在我们的文明中保持词义的清晰和纯粹，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以此对权力者或者想篡夺权力者进行民主约束”。例如，“爱国主义”一旦作了特殊定义，就会变成爱国即爱党或者不爱党就是不爱国。“反粗俗”和“扫黄”一旦作了特指界定，就会变成对公民言论和媒体自由的不当限制。

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Humpty Dumpty）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2011年10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第三种定义是反面定义，或否定性定义，如“民主不是专制，不是独裁”。反面定义只能告知一个事物不是什么，但不能说明它是什么，因此，否定定义之后还必须要有正面的具体定义。否定定义的主要作用是排除，如“从植物学来说，马铃薯不是蔬菜”。曾经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的毕塞尔（Claude T. Bissell）在《大学是做什么的？》（“What the Colleges Are Doing？”）一文中这样定义“研究”：“‘研究’一词常常被用在很狭隘的意义上，但我不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例如，研究并不只是指发现特别的新事实，或者某种新的科学程序，尽管这些确实是研究。研究也不只是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我所说的学术，除了这一些，还指出版一部传记、一个诗集、做一次能让学生开动脑筋的讲座。”2011年8月，有人批评贺卫方，说他没有学术论文，不配当教授，毕赛尔的看法显然与此不同，而他的说理则是从如何理解“研究”和“学术”开始的，运用了否定性的定义，也提出了正面的主张。

第四种是举例定义，例如“水果”的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可以吃的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如梨、桃、苹果等”，就是使用了举例。例如，定义“新教”：“欧洲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因反对罗马教皇统治而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各教派的总称”，便可以再加上：例如德国的路德教派、英国的清教、苏格兰的长老会、法国的胡格诺教等。又例如，“道德滑坡”指的是什么，并不容易界定，但如果列举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则意思变得具体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