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5/5页)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