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第2/2页）

顾城当时以灯塔的方式照亮了那么多人，当然“事故”的女主人公谢烨跟英儿，也都是被他照亮的人之一。顾城非常想用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的方式去生活，就是离开所有的世俗，离开所有他熟悉的东西，到远方，去过他一直向往的那种生活——离开人世间所有的苟且，去寻找诗和远方。后来他们去了新西兰的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岛，那里没有工业，没有任何的营生，只有一些在英国活腻了的、想要遁世的人才会跑到那里，这个小岛叫激流岛（也叫怀希基岛），三个人就在那里生活。但是你再躲避世俗的那些苟且，毕竟还要生活，还要考虑到经济问题，还有身份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顾城的生活支离破碎。英儿需要身份，一个是她在新西兰的身份，另一个就是她在顾城面前的身份，因为顾城是有太太的，他的太太就是谢烨，而且两人是经历了那么浪漫的爱情才最终在一起的。而谢烨自己也面临着身份的问题，她也觉得这个理想中的世界幻灭了，或者说激流岛其实并不是她的理想，她想去德国这样的地方，过更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法儿适应这样的生活，当然很多艺术家年轻的时候，都会对人生充满各种幻想，毕加索也好、顾城也好，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幻想很多时候都是不切实际的。

到了最后，所有的一切还是要回归现实。英儿为了拿到新西兰绿卡，要嫁给岛上一个五十多岁的外国人。而谢烨也觉得自己其实应该跟一个更正常的人在一起，她在德国有一个朋友，谢烨和他已经说好了，如果能离开这个小岛就嫁给那个人。那顾城怎么办？了解顾城的人，包括谢烨以及谢烨的那位德国朋友，都跟顾城讲过，要不然你把英儿杀了，然后你自杀，那你的人生就结束了。顾城最后写了一本小说叫《英儿》，这本书我也看过，文笔非常潮湿、美好。而顾城最后的选择却是杀了自己的原配妻子谢烨，然后自杀。当然很多人从正常的世俗和道德观念的角度会给予他无尽的批判，在任何时候漠视他人的生命，我觉得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因为一场“事故”来到人间的诗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还是觉得内心充满了悲怆。

我记得那天的报纸对这个消息的报道，整张报纸只有一个大黑框，上面写着四个字——“诗人死了”。当时我对着那份报纸默默地看了一整天，然后写了一个长达十五分钟的组曲。我这一生写音乐从来没有那么快过，我自己实际上也很少去写那种完全没有技术的，甚至连节奏都没有的，充满了倾诉欲望的音乐。后来这个组曲也收到了我的作品集《青春无悔》当中，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曲，一共有三首，分别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和《回声》。

这几首组曲发表以后的反响也很好，顾城的母亲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说：“谢谢你！晓松。感谢今天你还记得他。”我说：“要感谢的是顾城，不是我，是他点亮了我们那个时代。”顾城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人也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早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管是普希金决斗的方式、裴多菲死于乱军之中的方式，还是顾城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诗人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非常独特，但是又不可或缺的一类人，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那我们慢慢就会失去很多很多宝贵的情感，最后变得跟动物差不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纪念诗人顾城！

|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去世 |

1992年的这一天，德国的前总理勃兰特去世。德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总理，二战之后的德国比较幸运，接连不断地出现了一批相当优秀的领导人，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德国的领导人在欧洲众多的领导人当中算是最优秀、最理性的。关于勃兰特总理，大家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他到波兰访问，在华沙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这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犯下过罪行，如何面对过往犯下的罪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德国人为自己的罪行下跪过、道歉过，也尽力地赔偿过，而且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出来，德国人是在用一种深切自省的方式来赎罪，而不是以敷衍的态度去做这些事儿。所以德国人才是真正勇敢的，这一点远远超过了日本。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们的人民都充满了纪律性和献身精神，非常有秩序。但是在人格的独立性和思考的独立性这些相对理性的方面，日本这个民族和德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日本人会去狂热地、毫不犹豫地执行下达的命令，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德国即使在二战前和二战时那段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在希特勒威望最高的时候，国内包括公务员体系、法官体系等各个系统，还有国防军的将领们，也不像日本人对军国主义者、对天皇绝对地服从那样盲目服从，也就是说，德国人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比日本人强得多。比如，在二战最后阶段，穷途末路的希特勒下令让德军在各地的司令官炸毁巴黎等一些重要城市，而这些命令最终都没有被执行。德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它的确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冷静的、理性的民族，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德国是值得全世界人民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