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

我上小学的时候犯过一回“政治错误”。

那是在语文课上,老师教大家如何描写长安街的夜景。老师循循善诱,“到了晚上,长安街的两边亮起了什么呀?”她需要大家接“彩灯”。我小时候虽然挺蔫儿,但是偶尔说出一两句话来,听着还挺葛,这可能就是我说相声的天赋吧。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点起了蚊香。”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被我气哭了。语文老师二十出头,本是青春少女,平常却总是一脸严肃,穿得也挺沧桑,估计是为了镇住孩子们吧。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我这一接下茬儿,触痛了她的敏感神经。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儿事儿痛哭流涕。

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了我一堂课:“你小小年纪,思想复杂。”那么大点儿孩子能复杂到哪儿去呀?老师先给我来这么一句,吓得我差点儿尿了裤子。

“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人身上还有文革的影子。“幸亏你岁数小,要是岁数大点儿,你犯的就是政治问题。”这下儿我更害怕了。我爸爸就因为一点儿海外关系,就受那么大罪。我要是侮辱社会主义,那还不得判刑呀?

老师接着进行批斗,“我要把你的言论记到档案里。你们的档案是跟你们一辈子的,将来你走到哪个单位,都会带着这个污点!”那么大点儿孩子哪儿有档案呀?可老师就那么说。我一听这辈子都完了,我再也顾不上脸面了,放声大哭。

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期末拿到学生手册,看到评语一栏儿里没写我侮辱社会主义这件事儿,我才放了心。

我小时候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有些极左的东西在学校还保留着,比如说吃忆苦饭吧。老师弄点儿棒子面,再从野地里拔点儿草,从菜站捡点儿菜帮子,放到大铁锅里熬得半生不熟,跟鸡饲料似的。每人盛一碗捏着鼻子喝下去,为的是别忘旧社会的苦。

学校还请老贫农讲解放前受苦的故事。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学校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二流子,别人都下地干活儿,就他游手好闲,所以生产队就派他来糊弄我们这帮孩子。

老贫农声泪俱下,讲旧社会地主喝他妈的奶,把他媳妇儿卖到窑子,霸占她妹妹,逼他爸爸跳井……核着他们家人都让地主给祸害了,一个没剩下。

他还挽起裤腿,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说是到地主家要饭,让狼狗咬的。学生当中有跟他一个村儿的,说那伤口是他晚上翻墙进院,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觉,让人拿锄头打的。

别瞧老贫农没当过主持人,还挺注意互动。问我们,“同学们,你们说地主老财孙子不孙子?”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孙子!”

到了春天,学校还号召我们挖蛹。蛹是苍蝇的前身,老师说挖一个蛹就等于消灭了上万只苍蝇。我也不知道老师这账是怎么算的,反正老师让挖就挖吧。给每个人规定了数目,挖完之后交到学校,老师得亲自清点。

现在想起来,让孩子干这活儿,多不卫生呀?我也没见过蛹呀,就知道厕所里有。到厕所找了几条带到学校,老师说了,那不是蛹,是大尾巴蛆。

看了同学挖过的蛹之后,知道蛹长什么样儿啦。找那最脏的厕所,砖墙泥土地的,顾不得满地的粪便了,蹲那儿就挖。

挖蛹的孩子去了一拨又一拨,最后把厕所墙挖塌了,害得人们上厕所的时候都走了光。

孩子才管不了那么多那,挖完之后把蛹装到小盒里。第二天是星期日,在窗台上放了一天。周一交到学校,老师打开一看,飞出好几只苍蝇来。

我的童年没什么玩具。有一天上学的路上,捡了根儿猪尾巴,就成为了我的玩具,上课的时候在课桌下边偷着抡猪尾巴玩儿,结果被老师发现,猪尾巴被没收。

还有一回,上农村的菜地抓到只刺猬。我们院儿张爷爷刚刚去世,他那间屋子空着,家里人都不敢住,房门也没上锁,我就把刺猬放那间屋里了。

刺猬咳嗽起来的声音特别像人咳嗽的声音。有人说是因为刺猬有灵性,所以能出人声。也有人说刺猬是吃咸了,才咳嗽。甭管因为什么吧,这只刺猬夜里咳嗽开了。

张爷爷的儿女以为鬼魂回来了那,在房门口儿又是烧纸又是磕头,折腾了一晚上。等到天亮,进屋一瞧,一家人都气疯啦!

这一晚上,一直给刺猬磕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