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居

我在网上查了,活人的旧居也可成为故居,所以用了这个标题。

北下关街路北就是娘娘庙胡同,我的故居在娘娘庙胡同二号。并排五间房,我们家是最里面那间。我曾经幻想过,等我成为艺术大师之后,把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改成“方清平故居”,跟梅兰芳故居似的,供人参观。

家具完全按照我小时候那样摆设——

一张枣红色木床头的双人床,洗得发白的淡粉色床单。床上靠墙有个四四方方的被窝垛,一床棉被是绿缎子被面儿,一床棉被是红缎子被面儿,这两床被子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

被窝垛上面是个小小的窗户,我小时候常站在被窝垛上,透过后窗户,观察后院的人们在干什么。有少数住平房的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这里也包括孩子。

床边有一个高低柜,是我妈托院里的街坊全喜帮着打制的,我妈自己刷的漆。她本身就是油漆工,干这活儿挺专业。先刷个黄色儿的,过个一年半载的感觉不好看了,再从单位“拿”点儿红油漆,给刷成红色儿。

高低柜是70年代流行的家具,由一个竖柜和一个横柜组合而成。横柜有玻璃拉门儿,里头儿放着几瓶白酒,别人串门儿送的,舍不得喝,留着串门儿的时候再送出去。

竖柜上放着台十二英寸黑白三洋牌电视机,外头用红丝绒布缝制的罩子盖着,丝绒布上绣着“小猫玩球”的图案。这台电视机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候买的,四百五十块钱,家里攒了两年,还跟互助会借了钱。

那年头工厂实行互助会,一个互助组十二个人,每人每月拿出十块钱,每月就有一百二十块钱。谁有事儿就先花这钱,以后按月交钱就行。那年头的人都讲信誉,办互助会没风险。现在的人,借完钱还不还哪,谁组织互助会谁倒霉!

家里还有张电镀腿的方桌,这是当年最时尚的家具。隔壁叔叔先买了一张这样的桌子,骑着自行车把桌子绑在身后,像凯旋的将士一样回到胡同,街坊们围上来,像参观红木家具似的,参观这张桌子。

大杂院的人都有攀比心理,你们家买了,我们家没有,连吃饭都不香。没过一个月我们家也买了,跟他们家一样,我爸爸背着桌子面儿,我妈背着桌子腿儿,骑车回来了。可惜这回没人围观了,上回看过了,不新鲜了。

桌上放个搪瓷茶盘子,里头放着大把儿缸子,也是搪瓷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穿绿军装的半身像。那是晾白开水用的,不论谁回来,先端起把儿缸子“咕咚咕咚”灌一水饱儿。

那年头家里很少喝茶,买了点儿茶叶末子,那是待客用的。街坊邻居来用不着沏茶,家里又很少来其他客人,那点儿茶叶能放好几年,把花茶都放成普洱了。

桌子上放个台灯,我妈手工制作的。灯罩由废旧的胶卷儿组成。灯柱是四个玻璃酒杯,两个一组,口对口儿扣好,求单位的电焊工在杯子底儿打个眼儿,中间串根儿铁管儿,铁管儿里能走电线。底座儿有点儿粗糙,就是一块儿厚钢板。

那年头人们生活节奏慢,有的是时间,很多家居用品都是DIY出来的。废旧的挂历卷成细纸管儿,剪成两寸长一节儿,中间穿上线,就是夏天防蚊的门帘子。挂历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把门帘子装点得挺好看,不亚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用那帘子。

还有用玻璃丝织成的杯子套儿。玻璃丝就是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能织出字来,像什么“吃水不忘挖井人”啦,“工业学大寨”啦,“社会主义好”啦。

我们家那电镀腿桌子挺好,但是吃饭从来不用,怕把硬塑料面儿烫花喽。有个木头做的小地桌儿,每人拿个小板凳,窝在那儿吃。屋外头有口大缸,常年腌着雪里蕻。窝头、棒子面粥就着雪里蕻,就是我小时候的本命食。

我的故居大概就是这样。可惜我没成为梅兰芳,建故居的幻想也就化作泡影了。

我在北下关生活了十一年,只是我现在的生命的四分之一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关于旧时的回忆,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有关北下关的,仿佛我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时间。

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北下关时期,还有后来的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