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下关食堂与小卖铺

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

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卖烟酒点心。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

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用提子打出酒来,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铺还卖烟。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两毛钱一包,整好一分钱一根儿,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拿着一分钱去买烟。谭爷爷问,“给谁买的?”我一脸真诚地回答,“我舅舅来啦。”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一边念叨,“你妈真抠门儿,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

我心中暗笑,“这谭爷爷,老糊涂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