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事儿”

最早因为房子发愁,是在初中之后。那时候家里住两室一厅,我姐姐一间,我跟父母住一间。半大小子了,一点儿隐私都没有。心里就幻想着,要是把阳台封上,放一张小床,旁边有个小桌子,支个台灯,做我的独立空间,那得多幸福呀。

那年代我们家的条件还算好的。大杂院里,小两口儿跟老两口儿共挤一间房的有得是,到了晚上中间儿拉帘儿。问题是挡得住视线挡不住声音呀,两口子连说悄悄话都不敢,只能借着月光比划哑语。还不敢开灯,怕影响帘子那边的两口子呀。

1993年底,从部队复员到了燕山石化艺术团,我跟搭档付强分到了一间宿舍,感觉那就是天堂啊!在部队时也住宿舍,那时连被子怎么叠都有规定,感觉就是个公共场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俩凑钱买了二手彩电、二手冰箱,还买了个电饭锅,能煮面条儿、热包子。楼下有洗澡间,随时能下去洗澡。还有公共厨房,能在煤气炉子上炒菜。我简直幸福死啦!

唯一的缺点是到了十点关门儿,回来晚了就得从公共厕所的窗户爬进来。还不允许外人借宿,想跟女朋友住一晚上,就跟做贼似的。就怕俩人正亲热呢,管理员敲门,“外人该走了啊!”我就纳闷儿,管宿舍的人怎么都那么敬业呀!

2000年从燕山石化公司买断工龄。现在的人可能不懂这个词,工龄怎么还能买呢?是这么个意思,我不是为国家工作了十几年嘛,国家给我六万块钱,从此之后我看病啦、住房啦,国家都不管了,我也不用上班了,成自由人了。

廉春明老师在石景山鲁谷看见个小区不错,三千多块钱一平米。在他的建议下,我跟付强合资用买断工龄的钱交了笔首付,买了套两居室,俩人一人一间。奋斗了十几年,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感觉无比的幸福。虽说俩人共用一个厕所、客厅,可那时候两家住一个单元的挺多,所以我们也没感觉别扭。

我们那小区离八宝山火葬场不远,我常跟人开玩笑说,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了,自己走着就去火化了。对我们无所谓,只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挨着刑场都行。后来小区门口儿开黑车的又说,我们这小区过去是坟地,有“东西”。也不知道这“东西”指得是什么,反正我不怕,有地方看书、写作、看电视就行。

住了一段儿就感觉别扭了,离城里太远,参加酒局不方便。付强把我出的那部分房钱给了我,房子归他了。我上房屋中介租房去,人家给我看房子的照片,又便宜条件又好。说看看房吧,得先交看房费。交完看房费,过去一看那房,跟照片上是两码事儿。再让他给我换一套吧,还得交看房费。我明白了,他们不是指着帮人租房挣钱,是指着骗看房费挣钱。现在房屋中介好多了,没有先交钱再看房这一说。

后来租了间平房,就在簋街附近。住着挺舒服,就是上厕所不方便,睡得迷迷糊糊地也得往出跑。要是夜里有人进错了厕所,绝对不是流氓,肯定是睡晕了还没醒。

停车也不方便,胡同里就那么点儿地方,谁先抢着谁停。胡同里的有车族都是揉库高手,我看见一辆车停在一个旮旯,前、后、右边都紧挨着墙,我怀疑车主是找几个街坊,把车抬进去的。

后来我又租了套单元楼住。我也是北京人,但是我对北京人欺生的毛病挺反感。一听我是租房的,拿我当北漂了。搬家的时候开电梯的嫌我东西多,楼长找我要头两年的卫生费。头两年我还没住呢,我交什么卫生费呀?我明白本地人为什么不愿意租房了,总感觉自己不是房子的主人,是个外来客。

于是我又琢磨着买房。我正在锦州采访那,付强来电话了,他跟廉春明老师在天通苑看上一套房,复式结构,带八十平米露台。我那时候总惦记养狗,就想要有露台的。我说从锦州回去再买吧,来不及了。房源紧张,当时就有人等着。没办法呀,付强用他的名字帮我订了套房。

那是经济适用房,五年之内不能改名字,所以我那房子的户主一直是付强。如今五年过去了,变更户主得交税,不少钱呢,还是写付强的名字。我们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了,不会出什么事儿。这要是遇上个不靠谱的朋友,非说那房是他的,我一点儿办法没有。

我父母的房子质量很差,我还算孝顺,让父母搬进了我那新房,我住父母的旧房。旧房也有个好处,离城里近,去哪儿都方便。

后来我又挣了点儿钱,把父母的旧房卖了,买的现在这住房。三年前买的,三万多一平米,我媳妇儿都快哭了,“太贵了,不行!”大事儿就得男人做主,勒紧裤腰带把房子买了,现在涨到五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