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战

最后一次看黑哥摔跤,应该是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地点在安贞桥附近的一家餐馆。餐馆老板也是摔跤爱好者,在餐馆里开了跤术训练班,由黑哥的几位师叔教年轻人跤术。

黑哥带着我去看热闹,还亲自下场一展身手。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上还有运动伤,按理说给年轻人示范示范就行了,但是那天他动了真劲儿,把年轻人往空调上摔,往场外摔,吓得年轻学员都不敢跟他摔了。后来老人们都说,那天他不正常,是个先兆,已经准备要走了,所以也不给自己留什么人缘啦,说老话儿这叫辞道儿。

其实这里还有个原因,餐馆老板因为喜欢跤术,拜跤坛名家王文勇先生为师。王文勇先生在50年代就是老北京摔跤队的运动员,文革中因为看不惯造反派头子蒯大富骄横的派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嘴巴,因此下过几年大狱。

王文勇先生是黑哥的师爷,所以饭馆老板就成了黑哥的师叔。黑哥心里不服气,一则老板比黑哥入门儿晚得多,二来老板并没有真正练过。黑哥说了,“让我叫你师叔也行,你得穿上褡裢,在场上教我两手儿呀!”

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黑哥那天在场上才动了真格的。

黑哥生前曾经跟人说,“我跟方清平是过命的交情。”我们俩虽然没经过什么过命的事儿,但是黑哥对我确是真好。

平常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中午上您那儿吃饭去。”黑哥肯定会精心准备。黑哥是个粗人,准备不出什么高精尖的美食,也就是亲手炒几个菜,再让手下人到一里地外的市场,买两张他认为最香的烙饼,再上饭馆儿端个锅包肉、干烧鱼之类的,但是他真是非常用心准备的。

我媳妇儿曾嘱咐黑哥,“他身体不好,别让他喝多了。”所以黑哥看我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趁我不注意,偷偷地往我的酒杯里倒矿泉水,我舌头已经被酒精麻木了,竟然喝不出来。

有时候我写东西写到晚上九十点钟,犯了酒瘾,打电话约黑哥喝酒。黑哥一直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躺下了,接到我的电话,又穿上衣服出来,陪我到路边的羊肉串儿店喝上一顿。

有时候我开车去别的城市演出,担心闷得慌,就约上黑哥陪我前往。一边开车一边听黑哥聊过去的事情,旅途就变得不寂寞了。

我举办过几次相声专场,黑哥从来不跟我要票,都是花几百块钱买最好的票,坐在正中的位置,为我大声地鼓掌叫好,他觉着这才是捧我。

当初我买房,借了点儿贷款,黑哥总说,“我这古玩城虽说目前经营得不好,但是帮你还个贷款没问题,你先从我这儿拿钱。”他还跟古玩城管财务的说,“方清平需要钱了,想从你这儿拿,你直接给他,不用经过我。”

我从没跟他借过钱,因为我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把黑哥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没想到,他这么早就跟我分别了。

我有点儿相信命了,就算身体再棒,任何人都治不了你,但是有寿数管着呢,该走的时候就得走,想多待一天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