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重出江湖

在我做编剧那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放弃了舞台。也不是绝对不登台,那时候在全总文工团上班,为了工资加保险,也得去。给付强捧哏,在台上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有一半时间是酒后演出。下了台人家问我,“今天效果怎么样?”我一脸茫然,在台上竟犯晕了,我哪儿知道效果怎么样呀。

有一次跟团里去绵阳演出,中午到的,我就一个人出去喝酒。找家餐馆喝美喽,就大街小巷地闲逛。一瞧又有一家餐馆感觉不错,又进去点俩凉菜喝酒。就这样儿,从下午一直逛到晚上,喝了五六顿酒,绵阳城区的大街小巷都转了个遍,有的地方转了两遍。

怕被团领导闻出嘴里的酒味儿,嚼了一包口香糖,喷了一身花露水,晕晕乎乎进了剧场。临上场前我傻眼了,脑子里一句词儿都没有了,一片空白。赶紧让付强把我的词叨咕一遍,强化记忆。然后上厕所用凉水冲了个头,强打精神上台,所幸没出什么差错,效果自然不好。

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真是死的心都有。台下那么多观众大老远地来看节目,我对得起人家吗?小时候费了那么大劲儿才干上相声这行,我对得起自己吗?所以我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绝不酒后登台!

那时候的相声演员得能唱能闹,上台充满豪情,而这一切我都不具备。所以我觉着我说相声是没出路的,是自讨苦吃。我分析了一下儿自己的情况,我要是写作,当时应该算一流半的相声作者,作品能上春晚。我要是说相声那,顶多算三流的演员,北京台春晚也上不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决定这辈子就以写作为生了。

后来是什么机缘使我重返舞台呢?

相声拍卖

在2009年左右,天津搞了一次相声拍卖。跟拍卖古玩似的,把相声段子拿出来,让大伙举牌儿。这个说二十万,那个说二十五万,最后有个段子被拍到了四十万。这事儿都上央视新闻了,当时在社会上影响不小。

这事儿对我的影响更大,要是没有这次相声拍卖,我不可能想到说单口相声,也不可能重新对舞台产生了强大的兴趣,也许一辈子就以卖字为生了。

当然了,也许那样儿我就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幽默作家,跟钱钟书、老舍齐名,拿诺贝尔文学奖,然后上美国定居,天天吃牛排、喝咖啡、打高尔夫……

也许的事儿谁也说不准。

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作者,听说有相声拍卖这好事儿,那肯定得参加呀。写了个段子交上去,人家组委会说了,你的段子必须有人演,才能上拍。赶紧找好友付强,请他帮着我演这个段子。付强为难了,我那时候写段子跟现在的风格一样,都是靠语言的幽默,看着不热闹,也没有留给作者多大的表演空间,付强担心演出来不火。

天津的观众很挑剔,台下肯定还坐着不少同行,演不好砸了牌子怎么办?

付强不演,干脆我来演,让付强给我捧哏。付强还是不同意,我已经那么多年不正经说相声了,在那么重要的场合能说得好吗?我不靠说相声吃饭,说不好就说不好了,他将来怎么混呀?

眼看着拍卖的时间越来越近,到手的鸭子哪儿能让它飞了呀?我决定破釜沉舟,把这个段子改成单口,自己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是作者,演砸了也没什么。

背好词儿之后先得找个剧场演一下,看看观众的反响如何。没想到瞎猫碰到了死耗子,演出之后效果异常火爆。台下的观众还有后台的演员,都乐得不行。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老师跟我说,“你以后就说单口相声,肯定行。”

等到演出的时候,又出岔儿了。我当初送的本子是对口相声,人家要求必须得两个人说。没办法呀,又临时请付强给我捧哏,在天津大剧院表演了一段两个人说的单口相声——付强没什么固定的词儿,站在旁边随便插话,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表演。

那天的演出台下有苏文茂等老艺术家,还有各地来的相声演员,以及曲校的学生,行家不少。我的那个段子效果又非常火爆,博得了大家的认可,作品也如愿以偿地卖了三万块。

这个作品的名称很符合我的心理,叫《我爱便宜》。

回到北京之后,曾经演出过的小剧场都找到我,说总有观众打听,“什么时候还有方清平的单口相声呀?给我留几张票。”当初不愿意说相声,是因为遭遇了瓶颈,演出效果一般,又找不到解决办法。现在又能把观众逗乐了,勾起了我的瘾头,我开始四处表演单口相声。

看来人这辈子取得的成就,一半儿靠努力,一半儿靠机遇。小时候努力地学相声,想说好相声,结果越说越没劲,改创作了。拼命地读书,努力地创作,想写出好作品,现在那,又靠单口相声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