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宽叶车前——『百草之母……蕴含着力量』（第2/8页）

他们最重要的草药学知识来源，是一本公元1世纪以希腊文撰写的书——《药物论》。此书诞生后的1500年中，每一本欧洲的草药书或多多少少受其启发，或由此书演变而来，总之所有信息皆源自这一本圣书。《药物论》的作者派达尼奥斯·迪奥斯克利德斯[40]可能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军医，并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植物学家。他在著作中强调，去大自然中亲身认识植物是十分重要的基础：

想要成为技术过硬的草药医生，那么无论是植物刚钻出地面，还是完全成熟，还是开始凋零，你都应在场观察。只见过植物发芽的人，不知成熟之物的形态；只查看过成熟之物的人，又辨认不出它破土而出时的模样。植物总在变化之中，叶会变形，茎会长高，会开出花，会结出果，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可能也会变化，不仔细全面地观察它们，你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可惜的是，后来的作者和编者都没太注意他这段严苛的前言。这本书有一个豪华版，是来自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维也纳古本[41]，在整整400页的彩画中夹杂着一些博物学的画作，但许多更早版本的《药物论》中都完全没有插图。另一些版本中则只有那些程式化的植物画，或是对以前一些画师作品的粗糙复制，或是没什么新意的空想植物图。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世纪，反复的传抄使得图画与实际的植物越差越远，难以辨识。几乎没有画师愿意走到野外依照真实的植物作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有时也无法认出古典时期的作者所描写的是什么物种。但当时的观念认为，辨认物种是一种毫无必要或并不妥当的行为，查对古典教义与事实是否相符是一种不敬。

在英国的草药传统中，第一个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契机出现在12世纪初。在1120年前后，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的僧侣们完成了阿普列尤斯[42]所著《植物记》的一个新版本，这本书最早出现的日期可追溯至5—6世纪。这本拉丁文书籍并非原创，而是将迪奥斯克利德斯的一些处方和其他希腊的原始资料汇编成书，但散布书中的少量植物插画是据实而作，令人耳目一新，这在北欧地区是前所未见的。

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原稿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这是一本奇特而低调的书，比一本现代的平装书大不了多少，羊皮纸的书页上简单记录了仅一百来种植物。行文虽算不上优雅完美，但尚可读懂，只是有时读起来感觉像一本咒语书。比如，写到艾草时书中认为，“若将此草之根悬于门上，则任何人都无法损坏此房屋”。关于蓖麻，书中写道：“汝将此植物之种子置于家中或任何地方，可保此地不受冰雹袭击；若汝将此种子悬于船上，则可平息任何暴风雨。”书中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荒唐插图，依旧是将对前人的粗糙复制和程式化的植物画法相结合的老一套。比如一种叫作“拉潘草”（名字以拉丁语、高卢语甚至埃及语给出）的植物就很难辨认，画中它的叶子呈绿色或亮蓝色，茎上还有金叶子装饰。阿福花在书中被画倒了，根看起来像一条龙。“格兰草”（可能是一种豆类植物）则纤弱地向四处伸展细茎，看起来像是一幅保罗·克利[43]的画。

但这些插图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有几张是照着真实的植物清晰描画的，执笔者很可能是几位充满好奇心的僧侣，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走到萨福克郡的郊外，用值得迪奥斯克利德斯赞赏的专注力观察着生长的植物。毫不出奇，几乎所有这些写实画的描画对象都是常见、易得且好认的杂草。这其中有车前草、马鞭草、薄荷，还有华丽舒展着莲座丛叶的蒲公英（草药书中治疗尿路疾病的良药）。春黄菊的花蕊像一个可爱的黄色茶壶套，它们的三瓣叶和红三叶草般紧凑的花枝都是很难认错的特征。有些作品的技巧十分纯熟，比如林地水苏（书中治疗割伤和溃疡的草药）复杂的唇形花朵就被绘制得精巧细致。但最不同凡响的一幅要数黑莓，书中说，要是被可怕的巨蛇咬伤，便应以这种多刺植物入药。历经900年，画中一簇簇的黑莓果实看上去依旧那么美味诱人，有种几乎要滴下水来的鲜活感。如同在乡村常看到的黑莓一样，每一个枝头都有几颗没成熟的红色莓果，而颜色较深的核果中央则画着一个蓝灰色的点，完美呈现了熟果的光泽。

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草药书上的车前草和蒲公英，被粗糙却专注地画在了纸上，被与咒语相去无几的语言写在了书里；而同样的植物到了丢勒笔下，便成了生动且富含生态学信息的杰作。这两者之间的跨越，便是中世纪人类对杂草态度的成形过程。那时杂草的处境并不复杂，它们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依旧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诅咒。它们来历不明，据信还有魔法变身的能力。同样一棵植物，既可为良药又可为毒鸩。庄稼也可能“堕落”并转变为可怕的植物瘟疫。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些邪恶的、用来惩罚人类的植物根本不值得细致观察和研究。这肆虐人间的神秘灾祸是人类堕落的苦果，无需多问，唯有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