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红色

书越买越多，读得却越来越少，即使日后读了，从时间上看，新书也已成为旧书，正像过时的报纸上，新闻已成旧闻。好在买的书就阅读兴趣而言，大多并无时间性。只是时过境迁，有时候要回过头来想，当时出于何种动机买了某书。名著，早就心仪的作者，或是急用之书，一望便知，有些书追究起来，就要费些脑筋。但《红色少女日记》（张新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不在此列，虽然原是可买可不买的。

买这书一个原因是它的特别。我还没见过一本今人的书穿靴戴帽，隆重到如此程度。所谓“隆重”，指这书有“考证”（金春明、王海泉），有“点评”（张颐武），有“注释”（何镇邦），还有“校正”（吴福辉），而且都列在封面上，可见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一遍读下来，除了“点评”之外，其他几项如何分工，我没大弄明白）。从聊备一格的角度说，收这书也有意思。

当然即使没有这一条，我恐怕也会买下，不仅因为是日记，而且因为是如今稀见的“红色”。日记素来喜读，以其私房话乃至自言自语的性质；至于“红色日记”，我那一辈人最早接触，也被要求读的日记，就属此类。《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一度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材料，相信以日记而有那么大发行量的，古今中外，恐怕绝无仅有。虽然并未正式冠名，其为“红色”，殆无疑问。我上中学时有段时间也炮制过“红色日记”，这一度也是学校的要求，写，而且隔一段时间要上交。我女儿上小学时班主任也曾勒令记日记，老师要批改的。所不同者，那是语文训练，我们那时既有“红色”的限定，其重在“思想”可知。我还记得我们的日记本扉页上大都有自题的“红色日记”字样。至于上交、传看，那肯定是对该文体之私人性的最彻底的颠覆，——虽然纵使没有上交一说，“红色日记”也没什么私人性可言。倒不是说小小年纪，我们已经有意在规避什么，实在是“红色”的浸染无所不在，有《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榜样在前，我们本能地知道该怎么写，也只会这么写。

《红色少女日记》从形式到内容到句式，我几乎可以手拿把攥，因为太熟悉，虽说时间起自一九六六，终于一九七一，背景是东北小城，所记“大串联”、“上山下乡”等事我没经历过，然这里的套路却是典型的，左不过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外加对照语录、英雄人物的革命化励志。重在思想排查，自己拿了鸡毛蒜皮之事给自己上纲上线，也算是又一型公式化的“三省吾身”，更准确点说，是文字化的“早请示，晚汇报”，记事倒在其次，有所记，也是通向反省的引子，“入话”而已。特殊年代的产物，要“点评”，要加注，也正是以此：放在今日的语境中，太过突兀。

语境的反差恰是它出版的理由，出版者的初衷当类于《天涯》杂志之经营“民间语文”。其价值即在留下化石，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日记”。如果还要往上面附加其他的“意义”，便大可商量。张颐武教授的序里说：“这部当年以感性之笔随性记下的日记，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成长历史。这段历史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文革’时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特异见证。”我怀疑这判断是否下得太“随性”了，我倒是坚信即在“文革”年代，中国人作为“两足无毛动物”，在特殊背景之下，也还在以特殊形式上演着饮食男女的人性喜剧，问题是经“文革”话语的浸泡之后，日记中哪还留得下“感性之笔”—“红色”早已将“日常生活”过滤得渺无踪影了。以过来人的身份，我可以证明“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红色叙事有着巨大的断裂，我可以一边在日记里批评享乐主义，一边暗地里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其间的吊诡，绝不会出现在笔下，“红色日记”对日常生活与其说是“见证”，不如说是遮蔽。“遮蔽”固然也可以成为“见证”，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价值，却为两事。张教授“评点”的态度颇有点像拿了习惯的分析严肃文学的招数去对待流行货色，只好拔高了来肯定。“披沙拣金”，也真是勉为其难。

顺便说说，这书的副标题叫“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按以实际，似乎难以成立。公式化的“洗心革面”与“心灵轨迹”无涉，张新蚕的日记初时多少还有点叙事，越到后来，越是专注于“早请示，晚汇报”，说明随着年龄增长，洗脑进行得越发彻底，倘根据这本日记来看作者的“成长”，那就令人非常之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