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眼里的光芒

悼念罗兰·巴特

2月25日，罗兰·巴特在学院路和圣雅各伯路的交叉口遭遇车祸，面目全非，以至于那里虽然距离法兰西学院只有几步之遥，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前来抢救他的救护车将他送到了沙普提厄医院，他如同无名的伤者（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在医院的病房里躺了很久很久。

就在几周前，我刚刚阅读了他最后一本著作《明室：摄影札记》[41]，其中论及被拍摄的经历，看到自己的面容变成客体时的不自在，以及图像与自我的关系的那几页精彩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我得知他不幸的消息，为他的命运感到焦虑不安时，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最近读过的这本书，以及他与自身形象之间脆弱且令人悲伤的关系（突然间被彻底撕裂，跟撕碎照片一般轻而易举）。

不过，在3月28日那天，棺材里的他面容却没有任何损毁：仍旧是他，仍旧是我时常在拉丁区街道上遇见的那个他，嘴角叼着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年轻人都这么抽烟（图像的历史性也是《明室》的一大主题，它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赋予自己的图像）。不过他的脸却永远定格在那里，如同《明室》第五章（我立即把书找出来，重读了这一部分）所专注谈论的主题那样：死亡的图像是多么固定不动，因此我们心里总是对拍照有所抵触，但最终又予以妥协。“仿佛为了让照片免除死亡的意味，（胆战心惊的）摄影师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已经变成客体，没法挣扎了。”当他躺在沙普提厄医院、无法说话的那个月里，这种观点就一直在他的处境中回响。

（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发现致命伤并非头骨破裂，而是肋骨骨折。朋友们仍旧悲伤难过时又得知了最新消息：他年轻时因气胸而截断的那根肋骨，本来一直保存在抽屉里，后来巴特自行决定把它扔掉了。《罗兰·巴特自述》）

我脑海中的这些记忆并非偶然：我现在才意识到，他的所有作品都旨在迫使语言和认知机制的客观性去关注存在和易朽主体的肉身性。关于巴特的批评性讨论已然开始，巴特的两种面相都会有人支持，并且两极分化：一种将万物置于严苛的方法论之下，而另一种将快乐定为唯一确定的准则（智慧的快乐和快乐的智慧）。事实上，巴特是两种观点的集合体，而这两种观点频繁且多样化的共存正是巴特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

在那个灰暗的早晨，我走在医院背后的那条荒芜小路上，寻找着即将举行葬礼的“大讲堂”，这场私人仪式过后，巴特的遗体将被运送到省公墓，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我遇到了格雷马斯[42]，他和我一样提前到场，还跟我讲述了1948年他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与巴特相识，让巴特阅读索绪尔（Saussure）的作品，并且让他修改《米什莱》（Michelet）的往事。对于格雷马斯，这位坚定不移地遵循方法论严谨性的大师来说，真正的巴特作品毫无疑问是遵循严谨准则的符号学分析作品，比如《流行体系》（Le Système de la Mode）；但是他不赞同报纸讣告上试图将巴特定义为哲学家和作者的职业分类，巴特是一位游离于分类之外的人，而他毕生所做的事业皆出于爱。

葬礼前一天，弗朗索瓦·瓦尔打来电话，将这个近乎秘密的仪式的时间和地点告知于我，他和我谈起年轻男女因巴特之死而组织起“追悼圈”，他们对于巴特的追悼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圈子内除了沉默外不容许任何其他表达。我所在的小组基本上都是些惊慌失措的年轻人（其中没几个名人；不过我认出了福柯的光头）。场馆的门牌不像通常的大学那样写作“大讲堂”，而是写作“追悼厅”，我明白这应该就是太平间了。从环绕整个大厅白色帘布后面，时不时有抬棺人抬着棺材出来，一路抬到殡仪车上，后面跟随着寻常的死者家属，多是一些个头矮小的老妇人。每一组家庭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仿佛在反复证明死亡令众生平等的力量。我们这些追悼巴特的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在院子里等待着，似乎大家都受到了暗示，要尽力减少葬礼的符号，而院子里出现的一切都会夸大符号的功能。我感到一束仿佛接受过《明室》的训练，能够从照片中觉察隐藏线索的锐利目光正审视着这个可怜场景的每一处细节。

所以，我重读这本书时，感到它似乎完全指向那段旅程、那个院子，以及那个灰暗的早晨。因为巴特正是从思索近来逝去的母亲的照片，开始了这本书中的思考（书的下半部分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巴特竭力地在照片中寻找母亲的存在，结果找到了母亲小时候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遗失的、遥远的照片，和她一点不‘像’的，完全就是一张我不认识的小姑娘的照片”。这张照片并没有在书中刊印出来，原因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这张照片对于他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