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第4/9页）

这么着，我放弃了所有希望，将墨西哥民谣作为“那里存在的东西”接受了下来，如同接受灰蒙蒙的空气、死皮赖脸的蚊虫、石块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币（足以毁掉所有钱夹和衣袋）、印第安小贩以及食物中毒那样。

惟独车内音响因某种奇妙的理由长生不死，我这样写道。但这类似一种修辞，其实墨西哥的车内音响所以不死，自有其相应的明确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墨西哥司机和乘务员无比热爱墨西哥民谣。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让音响好好存活。想必他们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牺牲。有的人上车时不胜怜爱地抱着手提包，最初我以为装的是某种业务需要的贵重物品，后来才知道是盒式磁带便携箱。一盒磁带转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装有二三十盒磁带。估计他们一天也好两天也罢，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听这音乐。我也喜欢听音乐，但没那么大的干劲。沉默偶尔也是需要的。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所谓沉默就是必须由墨西哥民谣热烈地填满的未完成的空白。这么着，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墙都被信息、广告涂抹得满满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欢快的墨西哥民谣填塞得风雨不透。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来。有带玛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农民，有去镇里购物回来的老婆婆，有看样子赶去某处工地的务工者，有肩扛货物的商人，有因某种理由正从A地赶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线路上可以说全然没有见到背囊外国游客。没看见的不光是外国游客，更少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见一次——仅仅一次——衣装得体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农民、乡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间，那位绅士（或者不如说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确实特殊。因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总的说来是接近底层的墨西哥人，所以这次才在视觉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个分明的身份社会。那人头戴巴拿马帽式样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书。我用一塌糊涂的西班牙语同乘务员说话时，他插进来用英语中规中矩地翻译（在墨西哥，会讲英语是身份象征，他在翻译方面都很热情）。三十分钟午休时间里，仅有他在餐馆吃像样的鱼，众人（包括我）只是喝着冷水、“咯嘣咯嘣”嚼着面包或炸薯片充饥。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来：军人和警察。从一个叫库尤特兰的海滨小镇（位于曼萨尼约稍下一点）前往同是海滨小镇的普拉亚·亚思尔（位于拉萨罗·卡德纳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扑通扑通”上来四个警察。我们在岭上的“山顶茶馆”休息二十分钟，或喝冷饮或去厕所，正要出发时他们风风火火赶来了。警察全都长得牛高马大，晒得黑黑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深色太阳镜，身穿防弹背心，而且腰挎大号自动手枪，端着AK47自动步枪，种类截然有别于那一带的普通警察。他们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训练有素，衣袖带有“联邦警察”（估计）字样。

四个警察中的两个在助手席和司机席后面占了位置。原来坐在助手席的乘务员被赶去后座。另外两人在车厢正中间的席位分坐左右。一个警察把自动步枪的枪口由下而上朝我一舀，说道：“那边去！”他毫无笑容，没有“对不起”，没有“请你……”仅仅用自动步枪的枪口略略朝上一指。我当然乖乖把座位让给他，提起行李退到后座。他要我的座位是因为那个座位容易使枪口隔窗瞄准目标。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完全蒙在鼓里。

乘务员到我身旁告诉我：“有可能交火，真那样就一下趴在地板上！”我的西班牙语诚然一塌糊涂，说到这种事却听得明明白白。我问：“是强盗（班迪多斯）？”对方低声说：“是，从这里往前一百公里左右时有出没。”总之，警察全副武装钻进大巴是静等强盗来袭。作为证据，坐在助手席的警察已脱去制服，只穿白T恤，一眼看不出是警察，以使强盗察觉不到埋伏。相隔一排坐在我前面的年轻警察在大巴穿过某个地点后（看情形那里有明确的界线表示“由此往前危险”）“咔嚓”一声推上自动步枪的弹舱，缓缓卸下安全栓，枪口对着窗外以便随时准确开枪。看表情就知这不是摆花架子的任务，脸色多少有些发青，尽管不热，汗珠却一滴接一滴顺脸流淌。

糟糕，形势相当严峻，我想，难怪地道的市民不坐大巴旅什么行。可是，我来墨西哥前看了好多旅行指南，哪里都没写到太平洋沿岸有武装强盗频繁出没。不错，是写了“偷盗频繁发生，贵重行李时刻不要离身”之类，但没发现关于武装强盗的记述，卷入枪战的可能性更是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