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慈善事业之当下意义

这里所言当下，乃中国的当下。

这里所言慈善，却非某一人或某些人的德行话题。

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话题；而是相对于中国的一项事业的话题。

中国有13亿多人口，那么，这个话题当是相对于13亿多人口的一个当下话题。

无须讳言，“慈善”二字，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被长久地故意地回避。仿佛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甚或，仿佛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有害的话题。似乎一公开倡导慈善，反而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了。

今天看来，今天想来，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也显然是一种关于国家理论的，值得反省的、羞耻的认识。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完全抹煞了中国在人道助济方面的种种努力，种种能动性，种种业已做过的事情呢？

否。

事实当然是，中国在人道助济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便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机制。并且在这种机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方式、方法和经验。

我在读小学时，是不缴学费的。

我在读中学时，曾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

从前，一名城市小学生享受免费入学和一名中学生享受助学金，其批准是这样的——首先由家长代学生申请，由所在街道评议；若顺利通过，由街道小组长盖章，呈报街道委员会主任；街道委员会照例进行新一番调查了解，倘贫困状况属实，上报“公社”……

从前，“公社”在城市里，乃是代表政权的。乃是党中央及中央政府的“派出”部门，如同“派出所”是公安部的“派出”单位。“公社”亦无权终决，须呈报区人民政府。享受助学金的中学生，每要由市教育局会同市民政局统一限数审核……不像现在，但凡是一所学校，无论大中小，校方即有绝对的权力实行关怀。

综上所述，那一种助济，体现为一种政党行为，一种政府行为，一种具有极其显然的政治色彩的政治行为。

所以，助济意味着是党的恩德，是国家的恩德。

受助济者，也一定要对党表示感激，对国家表示感激。

而慈善救济之事，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在国家和政府行为之外，仍有非常之深广的能动空间。慈善心怀一旦在一个国家蔚然成风，一旦被普遍的公众认同为必要的社会措施和社会精神，则一个国家纵然在物质方面是欠发达的，在民族气质方面也会有不至于过分自卑沮丧的理由。

从前的中国，恰在此点上思维政治化，方法僵化。僵化到什么程度？僵化到非但不能大力倡导，有时反而对自发愿望心存戒惕的地步。这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近年随着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以及党中央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才开始扭转。

从前，助济是党的事，是政府的事，具体说，是民政部门的事。中国的各级民政部门，至今仍起着功不可没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助济受灾地区的民众度过危难，重建家园。这一种助济，从前和现在和将来，都必然是，而且只能是国家行为。不是，反而不正常。没有国家行为担纲，国家便丧失了国家义务。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公众的和民间的慈善积极性，只能是国家助济行为的响应和补充。慈善的机构，没有必要好大喜功，力争替代国家义务。因为国家行为国家义务，从根本上讲，绝非民间积极性和能动性所替代得了的。

但，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它的任何一个时代，像一切事物一样，是有细节的。恰恰在其细节处，尤见国家理念和民众精神相统一的国家品质。

而一个国家的最高品质，乃是它的人道品质。

除此，不可能有什么另外的其他的最高品质。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要以其人道品质在国家和时代细节处体现得如何来评定。无此体现，遑论精神文明；无此体现，物质文明便失去了方向。

而仅仅像从前一样依靠民政部门，在当下之中国，已力有不逮，实难顾及社会种种贫富悬殊的细节。一切的保险机制，也实难做到像中国从前农村对“五保户”那样的心理抚慰加实际照顾的关怀。须知，在中国，在当下，一切保险机制首先服务于的——是有能力保险的人们。而根本无能力实行自我保险的中国人，人人皆知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既是世界上保险机制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慈善事业最为周到的国家之一的原因。

据我所知，仅纽约一市，便有一百多家各种性质的慈善机构。全美有一千多家。慈善金额近七千亿美元。约半数是政府拨款，由慈善机构支配于助济行为。另半数为公司及民众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