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杂感

今年是我本命年。

最切身的体会,是意识到自己开始和许多中年人经常迷惘地诉说,或嘴上自我限制得很紧,但内心里却免不了与经常联想到的一个字“接火”了。

这个字便是那令人多愁善感的“老”。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理恓惶的字眼儿。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黏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它的征兆,首先总是表现在记忆的衰退方面。

我锁上家门却忘带钥匙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仅去年一年内,已七八次了。

以前发生这样的事儿,便往妻的单位打电话。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是永远也记不清的,把它抄在小本儿上,而那小本儿自然不可能带在身上。每次得拨“114”询问。于是妻接到电话通告后,骑自行车匆匆往家赶。送交了钥匙,还要再赶回单位上班。再一再二又再三再四,妻的抱怨一次比一次甚,自己的惭愧也就一次比一次大。

于是再发生,就采取较为勇敢的举动,不劳驾妻骑自行车匆匆地赶回来替我开家门了,而冒险从邻家厨房的窗口攀住雨水管道,上爬或下坠到自己家厨房的窗口,捅破纱窗,开了窗子钻入室内。去年一年内,进行了七八次这样的攀爬锻炼。有一次四楼五楼和一楼二楼的邻家皆无人,我是从六楼攀住雨水管道下坠至三楼的,破了我自己的纪录。前年大前年每年也总是要进行几次这样的攀爬锻炼的。那时身手还算矫健敏捷,轻舒猿臂,探扭狼腰,上爬下坠,头不晕,心不慌,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自去年起就不行了,就觉身手吃力了。上爬手臂发颤了,攀不大住雨水管道了。下坠双腿发抖了,双脚也蹬不大稳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必得在腰间牢系一条长长的绳索保份儿险了。仅仅一年之差,“老”便由记忆扩散向体魄了,心内的悲凉也便多了几重。

也不止是出家门经常忘带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丢了配,配了丢的,现有的一把,已是第五代“翻版”了。一个时期内再丢也无妨了,最后一次我配了几把。

信箱的钥匙也丢,丢了便得换一次锁。不好意思再求别人换锁,自己懒得换,干脆不上锁了。童影厂一排信箱柜中,唯一没锁的,小门儿上一个圆锁洞的,便是梁晓声的信箱无疑了。

春节前给《中篇小说选刊》的一位女同志回信,不知怎么,寄去的是空信封。也不知写给她的信,塞往寄给另外什么人的信封邮走了。所幸非是情书,所幸没有情人。否则,非落得个自行的将绯闻传播的下场不可。

最使自己陷入难堪的,乃是其后的一件事儿——因替友人讨公道,致信某官员,历数其官僚主义作风一二三四诸条。同时给那受委屈的人去信,告之我已替他“讨公道”了,且言,倘无答复,定代其向更上一级申诉。结果,两封信相互塞错了信封。

于是数日后友人来长途电话,说晓声坏了坏了,你怎么把写给某某官员的信寄给了我?

我说别慌别慌,我再给他写一封信寄给他就是了嘛!

友人说:我能不慌么?你应该寄给我的信中,都写了人家些什么话呀?人家肯定也收到了,不七窍生烟才怪了呢!你给他本人写的信措词都那么的不客气,该寄给我的信里,还不尽是骂人家的话呀?我完了,以后没好果子吃了。你这不是替我“讨公道”,你这等于是害我啊!……

所幸那官员的秘书同日也来了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儿。

我急反问:那信给领导看了么?

她说:你又不是写给领导的,我怎么能给领导看呢?

我说:撕掉撕掉!塞错信封了,我近日再给领导写一封……

她说:我关心的是,你把本该寄给领导的信寄哪儿去了?如果让不该收到的人收到了,影响多不好呀?

我说:放心放心,那是绝不会的。本该寄给领导的那封信其实没寄出……我……我已经销毁了……

而此事之后,被邀与几位文学师长同住某招待所观看某电视剧——结束前两日往家中打电话,嘱妻将钥匙留在传达室(不敢随身带着住在招待所,怕丢了)。

有人见我不停地拨,就说兴许你家没人吧?

我说不是家里没人,是电话中说——无此号码!这不是咄咄怪事嘛!

对方说:是够怪的。晓声你不至于连你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清吧?

我不太有把握地说:我想,也不至于的吧?

最终还是不得不往厂里打电话,请总机值班员查查电话表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总机值班员连说好好好——我听出她在那一端强忍着笑。

从始至终恰在一旁的林斤澜老师,一本正经地说——晓声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咱俩就算平辈儿,论哥们儿得了。不过我还能记住我家的电话号码,冲这一点,我称你晓声老哥,似乎也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