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赐给我的

小蕙:

你来信命我谈谈对人生“逆境”所持的态度,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岁的半截人生。结果,我竟没把握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遭遇过什么所谓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对大学生谈“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当有资格大谈此命题的作家。而我总是一再地推托,声明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实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无浪漫,也无苦难,更无任何传奇色彩。对方却往往会说,你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怎可说没什么谈的呢?其实这是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个体的我,摆放在总体中看,真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从懂事起至下乡为止,没穿过几次新衣服。小学六年,年年是“免费生”。初中三年,每个学期都享受二级“助学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强了,却常从收破烂的邻居的破烂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颜色不同,样式不同,都是左脚鞋或都是右脚鞋,在买不起鞋穿的无奈情况下,也就只好胡乱穿了去上学……有时我自己回想起来,以为便是“逆境”了。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以为,因在当年,我周围皆是一片贫困。

倘说贫困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逆境”,那么我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对贫困,自小便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贫困之中也尽量生活得好一点儿的本能。我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不但是一个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个很棒的泥瓦匠了。炉子、火墙、火炕,都是我率领着弟弟们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没有砖,就推着小车到建筑工地去捡碎砖。我家住的是在“大跃进”年代由临时女工们几天内突击盖起来的房子,幸亏有我当年从里到外一年多次地维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几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两次,而且要喷出花儿或图案,你知道一种水纹式的墙围图案如何产生么?说来简单——将石灰浆兑好了颜色,再将一条抹布拧成麻花状,蘸了灰浆往墙上依序列滚动,那是我当年的发明。每次,双手被灰浆所烧,几个月后方能蜕尽皮。在哈尔滨那一条当年极脏的小街上,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我家门上,却常贴着“卫生红旗”。每年春节,同院儿的大人孩子,都羡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么白,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图案。那不是欢乐是什么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么呢?

下乡后,我从未产生跑回城里的念头。跑回城里又怎样呢?没工作,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发愁么?自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我曾想,如果我将来落户了,我家的小泥房是盖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呢?哪一个女知青愿意爱我这个全没了返城门路,打算落户于北大荒的穷家小子呢?如果连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没有肯做我妻子的,那么就让我去追求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吧!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憧憬,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升阶段”。再后来我又被从团机关“精简”了,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因为我对某些团首长缺乏敬意,还因为我同情一个在看病期间跑回城市探家的知青。于是我被贬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

那是一次从“上升阶段”的直接“沦落”,连原先的小学教师都当不成了,于是似乎真的体会到了身处“逆境”的滋味儿,于是也就只有咬紧牙关忍。如今想来,那似乎也不能算是“逆境”,因为在我之前,许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厂抬着木头了,抬了好几年了。别的知青抬得,我为什么抬不得?为什么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后来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飞跃”了,成了几十万知青中的幸运者。

在大学我因议论“四人帮”,成为上了“另册”的学生。又因一张汇单,遭几名同学合谋陷害,几乎被视为变相的贼。那些日子,当然也是谈不上“逆境”的,只不过不顺遂罢了。而我的态度是该硬就硬,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回北大荒就回北大荒。一次,因我说了一句对“四人帮”不敬的话,一名同学指着我道:“你再重复一遍!”我就当众又重复了一遍,并将从兵团带去的一柄匕首往桌上一插,大声说:“妈的,你可以去汇报!不会判我死刑吧?只要我活着,我出狱那一天,你的不安定的日子就来了!无论你分配到哪儿,我都会去找到你,杀了你!看清楚了,就用这把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