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人

一　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其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的传统相当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对女人最基本也最受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

表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只要求女人是“贤妻良母”，从来也不曾对男人有过类似要求，比如要求男人是“贤夫良父”。“良父”的要求或许有，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但下面紧接着又有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顶多要求他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作用。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绝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绝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女子的天性。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实际内容却其实是“好媳妇”。其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这只是指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朱买臣之妻主动提出与丈夫离异，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因其“不贤”。（选自《博古叶子》，明陈洪绶画，黄建中刻，清顺治十年刊本。）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