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退两难（第2/6页）

只要是难得的人才，武则天都一一予以重任，而不拘他是什么出身、什么门第、什么学历。薛季昶原本是个布衣，因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薛季昶也不负圣恩，颇有作为。将军侯味虚畏敌不战，反而谎报军情，说敌军有老虎毒蛇打头阵。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下侯味虚的脑袋，军威为之一振。县尉吴泽贪污残暴，横行不法，州中长官毫无办法。薛季昶一到河北，立即将吴泽擒获，乱棍打死，民众拍手称快。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到哪里去。平民出身的薛季昶，遂成为则天一朝有名的能员。

甚至连仇人或罪人的子孙，只要有才，也能得到则天皇帝的重用，如上官婉儿、广武公。广武公的伯父曾因罪被杀，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则更是当年密谋废掉武则天的“首恶”，但女皇陛下对他们的子孙却并无歧视。有容人之度量，又有识人之慧眼，武则天很快就网罗了一大批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杰出人材，而其中最优秀者，又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与并州文水人武则天是老乡。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就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他。因为不但中国有《狄公案》，而且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也写了不少狄仁杰的侦探小说，使他有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其实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6]

然而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却又真是好极了，尤其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几年。狄仁杰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二十六日担任宰相的。到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正好整整九年。这九年期间，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不到四年。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一月，他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大难不死，被贬为彭泽县令，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恢复相位。历此磨难后，在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三年中，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敬重有加，爱护有加，信任有加。狄仁杰提出的批评、建议、意见，武则天多半都能接受，比如久视元年就接受狄仁杰的意见，取消集资建造大佛的决定，还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狄仁杰推荐的官吏人选，武则天也多半都予以重任，以致狄仁杰所荐公卿竟达数十人之多。武则天还亲手做了一件袍子赐给狄仁杰，上面绣了十二个大字：“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平日相见，则以“国老”相称，为唐廷之中绝无仅有。狄仁杰上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每见国老下拜，于心不忍。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失声，说国老一去，殿堂就像空了一样。以后，每遇大事难决，武则天总是喟然长叹：天夺我国老！天夺我国老啊！

武则天与狄仁杰能建立起这样一种鱼水关系，完全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和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尤其是神功元年以后，两人都年事已高，自知不久于人世，很希望同心协力办好几件事情，武则天深知，要重振朝纲，治理天下，则非有忠心耿耿又刚正贤良的栋梁之材不可。狄仁杰便正是这样的人。狄仁杰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武则天。即便在武则天大施淫威，滥杀无辜的年代，他也没有反过，只不过坚守岗位，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尽可能地减少酷吏们造成的损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以当时自己之位卑德薄，人微言轻，反之无益，不如保存力量，以待将来。武则天代唐称帝，他也不持反对态度，而是积极合作，主动参与，且多有贡献和建树。在狄仁杰看来，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只要她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确有这个才能），也未必不是天下苍生之福，何必一定要李姓男人来当皇帝呢？因此，与其阻拦武则天，不如帮她当好皇帝，这才真正是对国家人民负责。何况，武则天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让她在去世后还政于李唐，自己也仍不失为忠臣。为此，就更应该和武则天合作，以便在立嗣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能为将来政权的交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好组织上的准备。狄仁杰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体现了他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英明睿智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