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伟大中国的兄弟都在亚、非、拉,我们无私地援助他们,尤其是对非洲兄弟,无私到把我们身上的裤子脱下来寄过去给他们穿,把我们碗里的米饭倒出来寄过去给他们吃,把我们的农业专家送过去教他们种水稻,把我们的医生送过去给他们治病。我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差一点去了非洲,可是这个宝贵的名额让别的医生顶了,没去成。我父亲很遗憾,我更加遗憾,我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生,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我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然后我成了一名作家,二〇〇八年我在巴黎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记者采访了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想当年的中非友谊,她告诉我,中国的农业专家(男的)帮助他们种水稻,中国的医生(男的)给他们治病,与此同时他们大面积和多哥女人偷情,生下大面积的孩子,这位多哥裔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中非友谊的结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农业专家和医生返回中国,给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第二个故事,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西游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做不成孙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连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猪八戒吧,只要能让我去一次西天见见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读了《西游记》才有了这个梦想。十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尼泊尔,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蓝毗尼,那是唐僧取经的终点站,释迦牟尼的故居和他创建的佛学院就在那里。在加德满都住了几天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蓝毗尼,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第三个故事,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恰好遇上耶稣的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据说是每隔五十年才展出一次。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欧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赶来。我读过《圣经》,我是把《圣经》当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完的,我虽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前往。五十年才能目睹一次,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置身其中,感到这也是我的梦想。都灵大学的汉学家斯坦芬妮亚教授不仅为我准备了进入的门票,还为我带上了一副望远镜。人们排着长队走进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稣的裹尸布,中间不能停顿,走到最近处,裹尸布仍然有十来米远,所以斯坦芬妮亚让我用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走。那天都灵大教堂外面挤满了摊贩们的帐篷,销售各种与耶稣有关或者无关的纪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个月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所以每个摊贩的帐篷都挂满了戴安娜像,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的注视下走过去,走进了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2017年5月13日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