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

父亲母亲，我们家兄妹四人，是和谐家庭。我们挨母亲的巴掌，比较起来，我最多。大妹妹其次，二妹更少，三妹是不在身边，在身边的话，我估计要比大妹多一点。母亲打我们，打得很认真，但并不多，她不轻易打人。说实在的，虽然她“认真”，她的身体状态一直弱，她有心脏病，还受过跌伤，认真打也不怎么痛，使用的是巴掌，打的部位是千篇一律的屁股。我们家的保姆每见她发火，从来是不敢劝阻她的，只是在旁边喊：“还不快跑！”但无论我还是大妹妹，谁也没有“跑过”，而是红头涨脸憋着和她犟——打就打，你也就是那么一点劲！

父亲和母亲关系怎样？没有见过他们闹过别扭，别说拌嘴，就连重一点的话也极少听到。就这么一个组合，到1958年之后，我们全家在邓县安顿，多数星期天，母亲能回来和我们吃一顿饭。她基本不做家务，话也不多，只在吃饭时稍有交流，吃过就走，父亲和家务更不沾边，也是吃过就走。即使如此，也比在陕县、洛阳四零五散的样子，略约地像个家了——每个人都在家的庇荫之下，每个人都有异乎寻常人家那样的跳脱自由，比起平常人家好像是缺了一点烟火情味，又多了一点自己个性独立的方寸天地，就是我的家了。

母亲在时，这个家的经济是由她主持的，因为每个月的保姆费，都由她支付。我们的零用钱、学费诸项开支也都是“找妈要”，父亲不管这些事。但偶尔母亲不在，你找他要“急需”的钱，他给你的可能比你要的还要多个五角、一元的，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令我们窃然欣喜的事了。你找母亲要钱，五角就是五角，两角就是两角，她不会随便多打发你一分钱。

1958年，我小学毕业，父母齐调邓县，因为考中学的结果没下来，他们也许是出于“洛阳比邓县好”，把我留在了洛阳。我当时并不觉得很留恋她，在陕县她经常不在家，到洛阳没有用保姆，和她睡一起，我反而不习惯，现在她又要走，我甚至想，我可以好好玩，再也不听你“晚上九点钟前睡觉”的瞎指挥了，我理所当然搬出了梧桐树院子，和公安局门卫小李住进了门房。

那年“大跃进”，洛阳城也一样，到处都是“超英压美赶苏联”，“钢铁元帅升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男的女的都打赤膊，或穿着“苏联花布衫”，拉着胶皮轮子大车，大呼大喝着，满街乱跑……还有除四害，苍蝇，我们同学们要每人每天交二十只蝇蛹，或打死二十只苍蝇，尸体要交作证据，蚊子不说，老鼠是要见一只打一只，鼠尾交上报功。麻雀则是全民战，所有的屋顶都有人举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大声呼叫，可怜小麻雀蒙混，个个被赶得走投无路，想落一下就有瞭望哨看见，高音喇叭喊：“×胡同号注意，×胡同号注意——有一只麻雀落下去了，立刻捕捉，立刻捕捉报指挥部！”……如此，麻雀被赶得几年绝迹天下。但房上天天上人，有时还是三五个人一起上房，我住的那门房承受不得，终于坍塌了。

这是我第三次和房塌遭遇。前两次都在陕县，当夜迁人当夜房塌，是一次；一次是房屋漏雨，炕上睡不得，同一个房间我从炕上挪到床上，炕上那边坍塌了。这一次连人带蚊帐，像裹在鱼网里的鱼一样，被死死地焖在了里头。我睡得死死的觉得身上猛地一沉，醒来一摸，手脚被什么缠住了，听见外头乱喊：“快救人！”知道是房子塌了，用手摸索一下，思量形势，是这样的——那房子有个竹顶棚，这玩意学名叫承尘，也有叫“天棚”的，房顶下来，这天棚顺墙擦下，在墙角留了个三角口小洞，这肯定是上天觉得我死期未至，特为留情之作。我的第一感觉是那灰尘，带着洗不清的霉臭味直呛人脑，呼吸也很困难。我的心思却十分清晰，知道外头人正在救我，就大声喊道：“叔叔，我在这里！”外头人也是大喜若惊，喊着：“解放活着，快！”——我被他们连蚊帐带人拽了出来，一根汗毛也没伤。

这件事让公安局的人一惊。因为不久母亲就从邓县赶来了。她也可能是故作镇静，也可能见我无恙想着别人大惊小怪，显得相当轻松。她带我上街，给我买了很多学习用具，还有换洗衣服，鼓励我：“不要淘气，好好学习，考上中学以后咱们转学过去。”但公安局的叔叔们却不敢再等以后了，对她说：“解放这孩子想你。有几个夜里他出去梦游，找金叔叔，‘我要见我妈’。”我看就是这话打动了她，她决定立刻带我走。

但是，（计划是不带我走的）买这买那的，她身上带的钱花光了，算了算，刚够买到南阳的车票钱，路上吃饭都要“节约着点”。我想，她无论如何都会借点钱的，她不，她说：“借得多了没必要用，借得少了还钱不还钱都不好，将就点吧。”——她开始计算这次来看我的花销，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登记价目，让我在一起运用加法。算来算去，和她从邓县来时带的钱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差七角钱！她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墙，还在回忆那七角钱的去向，我指着柳条箱说：“妈，这个箱子六元钱，没记在账上。”她一下子笑了，说：“骑驴找驴——这就对了，我还贴进去五块三毛呐。”她摸摸我的头——这是她对我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