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一书的定名

我在一间大学讲学，谈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几次人主中原，真正成了气候，立定了脚跟的，只有一个建立清代的满洲人。满洲人不但战争打得顺手、漂亮，且是稳住了江山，在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和平统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独到的长足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顶峰。那原因自然有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就是满洲人太谦虚，太善于学习。这是个善于采长补短的民族。

落后的游牧部落民族，打败先进的汉民族，这种事不稀罕，远在西周末年就发生过。秦皇统一后，北朝一次“五胡乱华”，一朝兴替多则几十年，少则几年十几年，闹腾出十六国来。别说“繁荣昌盛”，生业繁衍都大成问题。宋代式微，西夏金元又是一次，强力维持政权有近百年。革命发生，一切化为子虚乌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迷信自己的武力，以为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瞧不起被他们打翻在地上的汉子。从匈奴民族的中原统治看，他们一直到灭亡都没有弄明白自己当初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有一位杰出的满族人看到了，他就是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他看到了被他的民族打得遍体鳞伤、毫无招架之力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也是一个被内伤折磨得无力外战的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清醒的、明白的。要想有效地统治这个文化高出自己的汉子，就必须向他学习。他一方面防范这个民族，使劲地麻醉、鞭笞，另一方面则痛下功夫向这个民族学习：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统治术、也学心眼儿。

讲唯物论的人不大讲天才，但康熙的天资特出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他八岁登基当皇帝。这倒不算什么，历史上幼冲居尊的不胜屈指，但他十五岁那年便利用布库少年擒拿了不可一世的权臣鳌拜，十九岁决意撤藩，不数年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大军叛乱次第数。狼烟未息，二十三岁的康熙又下诏开博学鸿儒科，逼前明遗老就范，臣服新朝，倡明文教大获人心……这样的“圣断非常”，简直可以说，在一群庸庸碌碌的皇帝中是鹤立鸡群了。就他的一生功业，修复河运漕运、轻徭薄赋、三次亲征准噶尔、安定西北、六次南巡、勘定《皇舆全览图》、收复台湾、划一中华版图，随便抽出哪一件，都可以彪炳史册的。我们今天的人，一般只晓得一部《康熙字典》是他弄的，其实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都是在他亲自关照下诞生的。

我们知道，康熙能诗词、善书法、喜绘画（特别喜爱董香光字画）、精数学、会说七种“夷语”（我想不可能是英法等语，大概是一些亚洲国家语言）。他写的三篇地震论文我没有读到，但我知道我们今天的数学术语如“元”、“次”、“根”即是此人的创造。他的音律知识达到什么程度，我很难估计，但他的文学素养可以从他的诗作里领受。或歌咏鸣蝉，或激赏幽兰，或眷顾苍鹰，或宝爱战马，诗中有对爱后深挚的追思，也有对流离苍生的怜悯；有对边防将士的关爱，也有对民事政务的廑念；时或对人生无常感喟，时或才闻金戈铁马，又见流风回雪。他的诗作水平，可以说很多皓首穷经的汉家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么大的本事，哪儿来的？天分是自有的，本事一定是学来的。

康熙深深意识到，一个只有百十万人的满族，要想统治亿兆人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华厦，一定要有“认同”的意识的。这一点上头，他似乎比别的皇帝格外地自觉清醒。元代蒙古人是打进曲阜孔庙的，因为孔夫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太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进庙照着孔子像脸颊就是一箭。即使历代汉族皇帝尊孔，入庙行的也只是“师生”礼：二跪六叩，也算非常礼尊隆重了。康熙数度谒孔，封林加谥，步如履冰，小心奉敬，行的是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礼。他心里是否真的那么敬爱孔子已无从追索，然而他肯定晓得，孔孟之道是华人文明之根，不尊孔没法和汉人打交道，更甭说去统治他们。

满族人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来的。满族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对汉人除了一部《三国演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有的是“武化”，却没有什么“文化”。康熙在笼络中原文化人上可说是不惜委屈万乘之尊，费尽了心机。平常的科举是帝王驾驭文人的一贯手法。康熙觉得远远不够，又开了一个“博学鸿儒科”，一批前明遗老便成了这一科的“征君”——你们不是总在背后骂我们吗？你们不是惦记着那个“华夷之辨”瞧不起我们吗？你们不是总盼着那个死了的“大明”吗？你们不是嫌那些主考大人不够资格来“考”你们吗？好，现在我来，我亲自请你来，你不能来也必须来，我亲自当主考！——这样，极大地满足了这撮人的自尊、虚荣心，足尺加三给足了面子。来应考的一律安车蒲轮礼送京城，考中的考不中的一律给官。即使真的不情愿“臣于本朝”的，也在这种强制下如“失节之妇”，取消了骂人的资格。考上了的自然光宠荣耀，心里扁扁的服了。康熙的这一手“学习”法，可谓用心苦极，手段辣极了。资料里对这些事尽管有所伪饰，也还是看得出来，这一百八十来位“征君”心情复杂，啼笑皆非，表现也各异。有的是欣欣然，有的是茫茫然，有的是明哭暗喜，有的是装模作样，鸡飞狗跳，“一队夷齐下首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