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文学人生路

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样的偏差，如果有，证明一开始我的学术就不够。太阳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下落时也是很美的。一想起来没完成的作品，我就热血沸腾，目光炯炯，睡不着觉，如果说是上帝假我以精力，假如我还处在上升期，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只能多想想庄子。这是我很清醒的理性思维。你想想当初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上街买个烧鸡一类的东西不假思索么？上帝给了你什么，百倍千倍万倍了，还在那里贪婪，这就违背当初的理想了。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事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

我的文学人生路

两级跳“硬着陆”入文坛

作家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区分。

“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

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上跳进了文学队伍。如果一个高中生拿着《康熙大帝》走进出版社，也许编辑看也不看就塞进废纸篓，但是红学会的会员拿着《康熙大帝》给编辑看，人家可能就重视一些。过去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报界，我都没有杯水之交的朋友，没有这种交往，凭什么要出版社相信你？所以必须要有资格。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大学文凭，也不可能取得大学文凭，要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长。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深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不接触市井，也没有爱情生活，只能读历史。我研究的是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契机就是红学会。我从小对《红楼梦》感兴趣，连续写了一些见解独特的论文。后来引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重视，他把我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吸收我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我进入红学界后，冯其庸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才能，你形象思维很好。”他的话激发我从“二楼”往“一楼”跳。“硬着陆”没有降落伞，跳得低一点就行了，需要找个平台。事实证明两级跳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淑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是也有问题，一是我比较穷，每月五十二元工资，稿纸买不起，就用公家稿纸写，用得不多，顶多三十本。二是家务事多，需要养家糊口，白天还要上班。我们宣传部长对我觉察以后，就批评说，有的同志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的稿子。这事儿我不认为他批评的错。

读者爱你，拥有一切

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冬天夜里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实在瞌睡，就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驱赶疲劳，清醒神经。当时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我因为过度疲劳得了“鬼剃头”，女儿摸着我的头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达拉，这一块像琉球群岛……

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的河南出版社）听《南阳日报》的编辑说，有人在写康熙大帝，就找上门来了。之前冯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社。当时黄河出版社的王汉章和顾仕鹏找到我，在这里搞了两天，测验我的历史知识。半天看稿子，一天半的时间两个人在那里提问题。顺治、康熙、乾隆……从穿衣吃饭、出行车马、皇祖关系、满汉矛盾到生活习俗、人情世故……全问到了。后来我问他们，问这些干啥，他们说我们得知道你能写不能写，我们知道你研究红楼梦，不知道你形象思维怎样。我问结果怎样？他们说你对答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