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书香之美

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交往。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三点钟。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曾臻也一样。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因为每次去,乔大嫂是“守摊”的,还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经常从西峡赶来,和曾臻一道帮助料理老乔琐务——和亲生女儿那是一样的。我为安抚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牵卷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结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见曾臻容光焕发很精神的样子,觉得她很幸福。

据我的经验或都是偏见,一个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恸,就会离开文学。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或者叫“阶级”。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唯独“成分”这意识存在依然。“地、富、反、坏、右、封、资、修”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且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从根本上认识、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一部作品出来,首先拷问它是“香花不是毒草”。肯定了它“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别的。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这种种功能未样样都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这些阶级成分挂钩。即使是无产阶级,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有提升素养、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必定的后果是“过犹不及”。

老实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及《苦斗》,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赵树理、欧阳山、曲波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于这种创作理论的局限,在文化枯竭、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读者选择了它们。也有耀目的辉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但是,这只是一时之作,难以永恒,原因也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为这“一时”服务的作品。

今天翻翻《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怡人的风采,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那心里暗示的是腻味头痛反感“文革”这场伤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样?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受“阶级说”的影响相对较少,《李自成》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但后来几成“阶级歌颂”,“高、大、全”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做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畏惧斧加之,就会一律按照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这样去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儿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