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痕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美丽的儿童时代。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

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成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然后，再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会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包子便做成了。做好的包子一圈一圈地摆放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像个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孩子们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吃。

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再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能得到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就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团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归我所有。再不够时就要求从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只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四不像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那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菩萨形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萨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萨追。追到排门旁边，我跌了一跤，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洞，便晕迷不省。等到有知觉的时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叠地包裹。

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都会趁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省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叩头虫、洋皮纸人头、老菱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钿磨成的小刀等——送给我玩，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出到眼前来。他的行为的顽皮，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吃惊。但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时时刻刻追随他，自愿地做他的从者。他用手捉住一条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钩爪，藏在衣袖里，走到各处，随时拿出来吓人。我跟了他走，欣赏他的把戏。他有时偷偷地把这条蜈蚣放在别人的瓜皮帽子上，让它沿着那人的额骨爬下去，吓得那人跳起来。有时怀着这条蜈蚣去登坑，等候邻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粪的时候，把蜈蚣丢在他的裤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裤子乱跳，累了满身的粪。

有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把这条蜈蚣放在自己的额上，假装被咬的样子而号啕大哭起来，使得满座的人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地为他营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伸起手来收拾了这条蜈蚣，忽然破涕为笑，一缕烟似的逃走了。后来这套戏法渐渐被看穿，有的人警告他说，若是再拿出蜈蚣来，要打头颈拳了。于是他换出别种花头来：他躲在门口，等候警告打头颈拳的人将走出门，突然大叫一声，倒身在门槛边的地上，乱滚乱撞，哭着嚷着，说是践踏了一条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经攒进榻底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