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雾航船

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了一幅漫画,标题叫《把脉经济》。画中四个表情严肃的男人围着桌子,面对一堆曼哈顿微缩景观,一筹莫展的样子。每个人物都画得不错,特征抓得准。马克思最抢眼。戴假发的那位印在英钞上,叫亚当·斯密。另两人的模样比较陌生,仔细一看,厚嘴唇是凯恩斯,高额头的是熊彼特——瞧,每当活人解决不了问题,死人的地位就会抬升,无非如此。

从经济的角度看,他们中间“市值”最高的人物无疑是凯恩斯。照眼下的情形,马克思和斯密都显得太极端了。斯密的声望需要“止损”,而马克思呢?就算《资本论》畅销,《蟹工船》大卖,哪里及得上用四万亿做信誉担保的凯恩斯。

不过,这三位的大名仍是焦点,唯有熊彼特不尴不尬,简直成了“多余的人”。我就曾听见有人问,熊彼特是不是一个服装品牌,和泰迪熊是什么关系。

这种多余人的感慨并非我的想象。假如熊彼特在世,他固然会觉得和马克思、斯密坐在一起是一件荣耀的事,但肯定也会局促不安。因为身边坐着的,是与他同一年出生(1883年)的凯恩斯。要知道27年前,同样是《经济学人》,在纪念二人诞辰100周年的专题中,留给他的篇幅尚不到凯恩斯的三分之一。

说起来,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确一时瑜亮——至少熊彼特自己私下里这么认为。他们都是神童式的人物,天才级的学者,然而他们又是如此地不同。凯恩斯过了愉悦、成功和自我实现的一生,相反熊彼特的人生要阴暗得多。

斯基德尔斯基(R.Skidelsky)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一个成功的英雄。“他听见了海妖优美的歌声,但做好了防止触礁的准备,坚守他的才华和世界给他指定的大方向。”(《凯恩斯传》,三联书店)相比之下,我觉得熊彼特的人生就像他未完成的小说标题,是一艘时不时遭遇搁浅和触礁的“雾中之船”。

然而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某人在上世纪初认识熊彼特,他很可能会被这位年轻人的聪慧与乐观吸引——当然,也有可能被他的倨傲与放肆激怒。26岁的熊彼特是奥地利当时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28岁成为同行盛赞的学术传奇,30岁已是学术舞台上风度翩翩的大师。另一方面,他是惯于冷嘲热讽的学术对手,公然揽妓的“维也纳情人”,身着骑术服参加学术会议的教授。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低调行事,他的回答则是左手揽着金发女子,右手挽着黑发女人,坐着一辆豪华的敞篷马车,在维也纳的大道上呼啸来去。(《熊彼特》,斯威德伯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管怎么说,除了幼年丧父,从熊彼特的青年经历里似乎看不到多少阴郁的东西。之后,他短暂而尴尬的从政(出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以及同样短暂而尴尬的从商(担任一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给了他一些挫折。可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大学讲台,回到了充满乐趣的学术道路上来。(《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洛林·艾伦著,吉林出版社)

真正的转折也许是1926年。那一年短短三个月内,母亲、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相继去世,熊彼特的生活几乎彻底被毁。他试图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摆脱痛苦,然而当他的《货币的本质》即将脱稿,凯恩斯的《货币论》早一步出版了,并且与他的货币理论诸多相似。熊彼特销毁了手稿,其副本直到他去世才由他人编辑出版。

熊彼特想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于是离开欧洲去美国生活。可是他后来写作的《经济周期》差不多遭遇同样的命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再一次抢了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理论完全给晾到了一边,而凯恩斯的学说却颠倒众生。他几乎一手建立了哈佛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可是令熊彼特气结的是,他的得意门生,譬如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等等,纷纷改换门庭成了凯恩斯的信徒。他曾被学生们崇敬地称为“经济学教皇”,却是孤独的教皇——在经济学界,从来没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派存在。熊彼特的心态是如何在与凯恩斯的遭遇中一步步变化的,在最新的熊彼特传记中有细腻的分析。(《熊彼特传》,安奈特·舍尔佛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在熊彼特格外阴郁的后半生中,凯恩斯的确是一块挥不去的乌云。他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表示,那些优秀的青年学子对待凯恩斯的著作过于狂热了,仿佛凯恩斯是他们的真主。1946年,在悼念凯恩斯的文章里熊彼特写道:“他(凯恩斯)个人没有后代,而且他的生活哲学是一种短期哲学。”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强烈而复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