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爱勒索（第2/2页）

柏格曼幼时最恐惧的惩罚，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那个橱子里，大人恐吓他说，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犯了错的小柏格曼被关进去，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勾起脚，整夜不敢放手，就怕脚趾头被怪物吃掉。

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本能地寻找活下去的办法。柏格曼的哥哥个性强，试图反抗，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折断”他。柏格曼的妹妹则变成一个彻底乖顺、服从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说，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以蒙骗和伪装来保护自己。

他到父亲临终都拒绝和解。这么比较起来，刘叔叔是幸运的。但是和我一起上下学的那个少年呢？他是不是早就被“折断”了？

防空洞

再跟你说卡夫卡的故事。你记得吗？我的少女时代，读的是卡夫卡的《脱变》。小说里，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虫，读来惊悚无比。很多年之后，把卡夫卡《给父亲的一封信》和小说《锐变》并着重读，才知道，啊，原来《锐变》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暴力统治”的精神状态。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闹着要喝水，不见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关注。喝斥几次不停之后，父亲冲进房里，把孩子勐力从床上抓起来，丢到阳台，把门反锁；穿着睡衣的小男孩就整夜被丢弃在外面。

从此以后卡夫卡就彻底“乖”了。长大后的卡夫卡变成一个不开口的人。小时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让他有点开心的事，父亲就会用极尽嘲讽的音调说，“哼，这也值得说吗？”他不敢流露喜悦，因为会被戏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为会被斥责。他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父亲当众羞辱，他先失去开口的勇气，最后失去说话的能力。《蜕变》里的他，是逐步失去人的能力的。

卡夫卡一辈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视中。他给父亲的信里说：

我的世界分成三块：一块是我身为奴隶，活在一堆永远无法达成的命令之下。一块是不断对我下命令而且永远在批评我的父亲。第三块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乐的人我永远生活在取辱之中。遵从你的命令是取辱，因为你的命令是针对我一个人设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和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反抗你？如果我遵从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不及你的体力、你的胃口、你的技术，而这就是耻辱中的耻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摊开一张世界大地图，父亲的身体就横跨在地图上，只有父亲身体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亲占据了整张地图。

写作其实是逃亡。卡夫卡的父亲痛恨儿子的写作，因为那是一个他自己陌生的领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里却暗喜，因为正是父亲的痛恨证实了他自己独立的存在——写作是他的防空洞。

美君，读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我不断想起刘叔叔和他的儿子。

藉爱

张爱玲被自己的父亲暴打时，已经是一个快要二十岁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种刑事伤害罪，但那既不是张爱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现象。你看她怎么描述：

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徒刑在空房里……

所谓暂时的徒刑，其实长达半年，而且还包括张爱玲在徒刑期间患了疟疾，须要治疗，做父亲的不请医生，只是私自打针，仍然关着她。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大概是因为，那堵墙，那堵代表暴力和恐惧的墙，也成为了我的伤害，一根刺扎在记忆里。在大学路上看见暮年刘叔叔父子手牵手的景象，你说是和解？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折断与屈服？

我觉得，美君你会对我说：藉爱勒索，是勒索，不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