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课

我的孩子伙伴们

在他们人生的开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理解：

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

跟安德烈说一个好友诗人的故事。诗人深爱他受苦的母亲。母亲死后，他把骨灰长年放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摆在书房。每次搬家，盒子就跟着搬。有一次半夜里来了小偷，早上醒来，盒子不见了。“你要不要把我的骨灰也放在你书房，摆书架上？”我问安德烈。

我们在缅甸茵乐湖畔一个旅店里；两张古典大床，罩着白色纱帐，外面雨落个不停，我们在各自的帐内，好像国王在享受自己孤独又奢华的城堡。

趴在床上看电子书。安德烈头也不抬，说，“不要。”

“那……”我假作沉吟，然后说，“这样吧，我很公平。骨灰分两盒，你一盒，弟弟一盒。你是老大，拿大盒的。”

他说，“不要。还是做个坟吧。”

“要坟干什么？”我说，“浪费地球。”

“有个坟，我们才可以收文青观光客的钱，谁要来看作家的墓，收门票。”

我不理他，继续跟他分析：洒海上，不一定要到海中央，搭船多麻烦，或许到无人的海滨岩石即可；埋树下，选一种会开香花的树，花瓣像白色蝴蝶一样的花；也可以“草葬”，就是埋入一片什么都没有、只有绿油油的草地下，让掉下来的枯叶覆盖……这时他放下了书，隔着纱帐，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坟，我和飞力普就有理由以后每年依旧来台湾？没有坟，我们和台湾的联系可能就断了……”

最后的摇篮

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小镇叫吴集，在湘江的支流洣河畔。沿着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古街，家家户户门檐相衔，老人坐在大门口闭着眼睛晒太阳，花猫从门槛里探头出来喵喵叫。传统的老屋里头都很暗，但是当我这么一脚高一脚低走过，屋子里有一件东西是看得很清楚的。

几乎每一家幽暗的堂屋里都摆着一具庞大的棺材。

顿时所有关于死亡的联想瞬间浮现，像走路时突然一张大蜘蛛网蒙得你满头满脸。河里有披发的水鬼，山里有跳动的僵尸，树上吊死的人在蹬腿，鬼火在田埂间闪烁，棺材总是在半夜发出指甲抓木板的声音……

我在河边一块大石头坐下来，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我看到棺材觉得恐怖？屋里若是摆着一个摇篮，我会觉得静谧幸福，而棺材只不过是一个人最后的摇篮，为什么我感受的是恐怖？

那坐在棺材前面舒舒服服晒太阳的老头，对棺材的想像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他和他的同代人，只要有一点财力，一过四十岁就赶快为自己买下一口棺材，放在客厅里象征升官发财，如同我们买玫瑰花倾吐爱情、百合花传达纯洁，或者过年时摆出一盆黄澄澄的橘子树，祈求好运。

棺材也是他的金融保险，明白昭告子女，以后老爸的丧葬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女儿出嫁时，如果承担得起，他甚至可能在嫁妆清单里列入女儿的棺材，豪气万丈赢得亲家的尊敬。

棺材，和珠宝、汽车、房产一样，是辛勤累积的资产；死亡，和出生、结婚、上榜一样，是寻常生活的一环。

为什么到了我的所谓现代，死亡变成一个可怕的概念，必须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小白花

而你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美君，从小就骑竹马绕着你外婆的棺材玩耍长大。如果不是在二十四岁时永别了家乡，你很可能在四十岁那一年就为自己买好了棺材。

可是你突然变成一个离乡背井的人。

离乡背井的意思，原来啊，就是离开了堂屋里父母的棺材，而且从此无墓可扫。你知道我在苗栗读小学时最羡慕的，就是同学常常有机会请假。他们突然消失几天，回来时手臂上别着一朵小小白花。他们“享受”的是丧假一曾祖父死了、曾祖母死了、叔公死了、舅公死了、祖父死了……

乡下的孩子活在大家族的网络里。竹林簇拥着三合院，三合院簇拥着晒榖场，晒榖场旁几株含笑树开着香气甜腻如麦芽糖的含笑花。墙上挂着几代祖先的黑白肖像，鲜花莲灯曰夜供着；井边坐着远远近近的亲戚嗑瓜子聊天。办丧事时，整个村子都动起来——大半个村子同一个姓。

我知道的是，清明节的时候，伙伴都不找我了，因为他们必须跟着家族去扫墓。有时候，一家一姓的墓从各方涌来几百人祭拜，山坡上满满是人，青烟白幡，如嘉年华。我不知道的是，这些伙伴们在上一门学校没教而我没机会上的课。

在绵密的家族网络中，他们从小就一轮一轮经验亲人的死亡；他们会亲眼看见呼吸的终止、眼皮的阖上，会亲耳听见招魂的歌声，会亲手触摸骨灰坛的花纹，会亲自体验“失去”的细微。他们从曰常生活里就熟知：在同一个大屋顶下，他们自己在长新牙，而同时有人在老，有人在病，有人在死，有人在生。大家族里，有人在地下腐化变成潮湿的泥土，有人在土里等候七年的捡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