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老得好漂亮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第2/3页)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叶芝中年以后的作品变得那么坚实、充沛、繁富、新鲜且具活力呢?论者总不免要提出他如何效法布雷克,如何从东方哲学和招魂术、神秘主义等等之中,提炼出一套个人的神话和象征系统,作自己写诗的间架,所谓“个人的神话”(private mythology),在叶芝夫人的沟通下,竟形成叶芝的宗教观和历史观,更导致叶芝的艺术信仰,决定了他的美感形态。例如,在他的系统之中,月象征主观的人,日象征客观的人。例如生命和文化的过程都是回旋式的:灵魂的经验有如上升的回旋梯,似乎恒在重复,但实际上是层次的提高;而文化的过程有如线卷之转动,上一型的文化逐渐在放线,下一型的文化便逐渐在收线。例如文化的生发、全盛和式微皆有周期,所以两千年的异教文化之后有两千年的基督文化;而二十世纪正面临另一型文化的生发,但暴力和毁灭必然笼罩这过渡时期。这种种耐人寻味且激发想象的信念,已是学者们一再强调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叶学”要义了。我愈来愈感觉:叶芝诗中屡次暗示的正反力量相克相生互为消长的信念,相当接近中国哲学的阴阳之说,而他所谓历史与文化的周期性运动,也令中国的读者想起,《前汉书》中所谓周德木汉德火的朝代递换原理。二十世纪的两位大诗人,叶芝和艾略特,都弃科学而取玄学,是一件很耐人玩味的事情。叶芝非但敌视科学,将二十世纪贬成“我们这科学的、民主的、实事求是的、混杂而成的文明”,而且谈空说有,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他的迷信,也不是他那神话或象征系统的枝枝节节,而是他这种基本的信念,如何因他诗中强烈丰盛的感受而经验化起来。原则上说来,一种诗的高下,不能以它所蕴含的哲学来做标准,至少,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诗,就诗而言,不会比非哲学家的欧文的诗高明。最重要的,是那种哲学对那位诗人是否适合,是否能激发他的想象,以完成他的新世界的秩序。叶芝的个人神话,有他自己的书《心景》(A Vision)和无数的学者详加诠释,我们在此不必赘述。在此我只想指出叶芝诗中的一项基本观念,那便是:一切相对甚至相反的力量,似相对而实相依,似相反而实相成;是以小而个人,大而文化的生命,皆应接受而且超越这种无所不在的相反性。这种观念,和我国道家的哲学似乎颇为接近,但叶芝虽然窥见了这种真理,他却不能像老庄那样,以退为进而夷然坦然加以接受。例如他虽然悟于心智日益而形体日损之理,但对于老之将至老之已至仍不能不既怒且惊。可贵的是,他并不畏缩或逃避;相反地,他转身向老耋向死亡挑战,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不服老不认输的。这种表现,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气,毋宁更接近儒家,接近儒家的孟子。在《自我与灵魂的对话》(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一诗中,叶芝透过自我说:

我愿意从头再生活一次

又一次,如果生活要我跳纵

到青蛙生卵的盲者的沟中,

一个瞎子捶打一群瞎子……

这种无所畏惧的正视现实而又乐于生活的精神,正是一个大诗人应有的表现,将豪斯曼(A.E.Housman)和叶芝作一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豪斯曼对生活的态度是逃避的,甚且否定的,他对人生的认识是狭窄的,片面的,他的风格比较蹇促,意象比较单纯,而节奏比较薄弱。豪斯曼第一卷诗集和第二卷诗集,在出版的日期上,竟相距二十六年之久,但两书在主题和形式上,实在找不到多少差异。叶芝对生活的态度,与他恰恰相反;叶芝的洋溢的生命力,使他的作品永远在寻求,永远在变,使三十岁的他和七十岁的他前后判若两人,而后者比前者对生活更为执着,更为热爱。这位“愤怒的老年”在一首短诗中说:

你以为真可怕:怎么情欲和愤怒

竟然为我的暮年殷勤起舞;

年轻时它们并不像这样磨人。

我还有什么能激发自己的歌声?

真的,叶芝不但老而能狂,抑且愈老愈狂,抑且狂得漂亮。然而叶芝是一个奇妙的结晶体,他不但能狂抑且能静,不但能热,抑且能冷,抑且能同时既狂且静,既热且冷。暮年的叶芝,确实能做到“冷眼观世,热心写诗”。唯其冷眼,所以能超然,能客观;唯其热心,所以能将他的时代变成有血有肉的个人经验。

由于叶芝的《心景》恒呈现这种“似反实正”(para-doxical)的相对观,他的诗乃予读者一种“戏剧的紧张性”(dra-matictension)。这里所说的戏剧的紧张性,不是指叙述的生动,而是指他的诗,在构思上,往往始于矛盾,而终于调和。虽然他在《丽达与天鹅》那一首诗中,叙述逼真而富动感,他的一般作品往往在象征的焦点上集中,而不在叙述的展现中着力。艾略特尝谓,好的抒情诗往往是戏剧性的。反过来说,仅仅止于抒情的抒情诗,往往不是伟大的诗,因为那样将失之平面化,而不够立体感。有矛盾与冲突等待解决的诗,常常富于立体感,因为矛盾必有两面,加上调和与综合后的一面,乃构成三度,成为一个三度空间。止于抒情的诗,往往是“一曲”之见,虽然写得长,思想和感受的空间不见得就相对地扩大。叶芝的诗,往往以矛盾的对立开始,而以矛盾的解决终篇。例如《航向拜占庭》便以旺盛的青年和衰朽的老年对立开始,而以艺术的不朽终篇。《自我与灵魂的对话》之中,矛盾存在于向往涅槃的灵魂与拥抱生活的自我,结果是自我的选择获胜。《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则因旧文化已崩溃而新文化蠢蠢欲生而形成一种等待的焦灼与悬宕,暗示的力量可以说发挥到极限了。《学童之间》因灵魂的美好与肉体的残败之间的悬殊而感叹,结论是“折磨肉体以迁就灵魂是不自然的”。《为吾女祈祷》的对照,则是谦逊与傲慢,秩序与混乱,仁与暴,德与容之间的选择。而对立得最鲜明,冲突得最尖锐,而统一得也最完整的一首,要推《狂简茵和主教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