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牛怎么可能上到阳台呢？（第2/3页）

那么，读者要进入这座宫殿兼牛棚，就必须主动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作为一种入场券呢？他必须信以为真地接受那精确的、自然主义的细节，各种臭味，那摇摇欲坠的物件，那牛粪和那一番含糊其辞的简要介绍，作为这一描写看似具有纪录片性质的证明吗？还是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当作虚拟的现实？或者是当作神话呢？

和果戈理的《外套》开头部分以及卡夫卡的《城堡》的头几页一样，《族长的秋天》开头的几页也是不锁门的，是开放的。您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描写，确实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描写，用一种拉丁美洲人的怪诞手法写了出来，描述了在某个残暴腐败的香蕉共和国，人民在一个年老的统治者死后接管皇宫的故事。或者，您也不妨把它当作一份无政府主义宣言的艺术版本来阅读，这份宣言对各国政府的腐败行为都予以谴责，并以生动的色彩，描绘所有统治阶级的堕落。如果进行这样一种阅读的话，往往就会失去《族长的秋天》里那哲学的或神学的维度。我们不要忘了，那恶魔般的独裁者是不朽的。他的死并不是终结。那群暴徒一次又一次闯进他的住处，一次又一次发现那具被秃鹫啄食的尸体；他一次又一次称王称霸，他永远存在，折磨着他的臣民——或者是赏赐他们以不可思议也无法预测的恩典。

卡夫卡的城堡里的那些使者，个个都是阴险狡诈、靠不住的家伙，他们来到那个等着面谈的人面前，无情地奚落他，折磨他，但这个人就是进不了那座城堡，面见那座城堡的主人。相比之下，《族长的秋天》开篇就侵入了君王的城堡，就发现了他的死尸，但是在这里——和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果戈理的作品一样——你却无法触摸权力本身，至多可以触摸到权力那破烂不堪、名声狼藉的使者，它那令人生厌的代表和那难以理喻而又荒诞不经的残酷，如此而已。至于统治者本人，“……自从黄热病流行的时期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然而我们都知道他就在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世界还在继续，生活还在继续，邮件还在寄送……”

这并不是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理论，而是时间的瓦解；不是灾难降临的世界末日，而是事物不断分解变质的循环，这个统治者和他地位最低的臣民一样难逃这个循环：“……但即便到了那时，我们也不敢相信他死了，因为这是第二次在那个办公室发现他……他们第一次发现他时……他还在执政，就好像他知道他注定不死……”

一切都散发着臭味，一切都摇摇欲坠，但一切也都没有停止活动。这群暴徒闯进皇宫，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胜利而已，因为“敌人”只不过是一个演员，他的角色事先已经在剧本中设定好了，每次幕布一升起，他就重新开始表演。

然而，开篇合同邀请读者进入的既不是一个病态的绝望山谷，也不是一个阴郁的形而上的寓言。恰恰相反，这个开头是在邀请读者参加一场感官的狂欢节。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了笼罩在快人的丑闻下的腐朽的政府大楼，其中是地狱般的恐怖景象。

……元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看见一头母牛从总统府的阳台上凝视落日的余晖，只要想象一下呀，一头母牛上了国家的阳台，是多么不成体统的事，又是一个多么令人作呕的国家，人们生出了种种猜测：母牛怎么可能上到阳台上去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母牛是不会爬楼梯的，更不会爬铺了地毯的楼梯，所以，我们最后也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看见过这一幕，也根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大广场上度过一个下午，我们一边漫步，一边梦想着我们曾在总统府阳台上看到过一头母牛，而这个阳台上过去什么也不曾看到，在以后的许多年也不会看见任何东西……

这个客观的叙述者的声音，他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个，他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个狂喜的声音，它因把气势恢宏的总统府的外衣扒了个精光，揭露出那不堪入目的真相而感到快乐。随着每一个令人发指的发现，随着每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随着每一个难以置信的有关当权者生活的揭露，这个声音就愈加顽皮的快乐。它甚至邀请读者通过闯进一座壁垒森严的“神圣中的神圣的”殿堂，参加一个亵渎神圣的飨宴，参加破坏偶像的狂欢。这种欢快气氛融合了可鄙的恐怖，那荒诞不经、不可思议的权威的土崩瓦解，以及劫掠和狂欢那戏谑的快乐。

从小说的第一句开始（“整个周末那群劫掠成性的人撩开阳台窗户上的屏风，闯进了总统府”），读者就必须接受这场游戏的规则：完全消除庄重和戏谑之间通常的界限；消除可怖和欢闹之间的界限；消除形而上探究和小报惊爆丑闻的欢乐之间的界限；消除一个香蕉共和国里神圣无比的统治者和歌剧总监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