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争 人性 爱情

《战旗如画》这部作品在《啄木鸟》杂志连载，在编辑者的精心策划下，同时配发了一组评论，让我心存感动。作为一个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关注。我的作品很少有人说什么话，原因不外乎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是自己的作品太一般，没引起评论家的重视，这一点非常合乎情理；其次，有的作品也一般，但非常被评论家“重视”，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我这个人从写作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听说过许多评论家的名字，有的也在某种场合很荣幸地谋过一两次面，但都是淡淡之交，只甘愿当这些评论家的读者。有时候，读到某位评论家言之凿凿的评论，被深深折服；更多的时候，读到一些出自大名鼎鼎的评论家的作品时，我的脸都有时发红发热，生出许多虚汗来。我能理解这些评论家的苦衷，大家都不容易，都想混口饭吃，从那以后，关于对某部作品的评论文章，我就很少看了，匆匆地看一眼题目，和题目下显赫的名字，仅此而已。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啄木鸟》的编辑者组织了几篇关于《战旗如画》的评论，编辑杨桂峰通过电邮发给我，我心怀忐忑地认真拜读了，受益匪浅。在这里，向三位老师和学长，致以深深的敬意。桂峰编辑嘱我写点什么，没有文体限制，于是就写了如上一些琐话。如对某位评论家老师有得罪的话，我深表歉意，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言归正传，看了这几位老师、学长的评论，我深受启发，思考了一些以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写作上的，更重要的是对人生、人性的思考，的确受益；但对军人和人性的话题，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我一直不赞成对作家称谓的细化，比如说，我经常被冠以军旅作家的称谓。大家都知道，文学即人学，军人首先是我们人群中的一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他们被称为军人。但别忘了，军人也是普通人。真正能称得上职业军人的，在我们部队的序列里应该说少之又少。人并不是因为穿上军装而就成为了军人，应该是骨子里的军人情结，才决定这个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我在武行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国人应该说是很熟悉的，在穿着军装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市民气或者农民气都太重了，正如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充斥着许多假冒和伪劣一样。我觉得是否是军人，首先看他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深处的内核。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播放到现在，仍有许多热心的人和我探讨军人的问题，以及军事题材作品的出路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为什么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众所周知，一个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问题，另外还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艺术观念决定生活态度，也就是说，怎么去看待生活。也许我这两者解决得好一点，于是有了“父亲系列小说”，然后又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创作“父亲系列”小说的最初动因是觉得还生活以本来面目，替父辈们说些公道话，其实就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话题就回到了老康先生在《战旗如画》这部作品里提到的关于军人和人性的问题。早在《父亲进城》的发表，到《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播放，也有些人想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对“石光荣”这样的人从根儿上的不认同，因为他剥夺了褚琴的真爱，强取豪夺地把褚琴据为己有。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人，是毫无人性并可憎的，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

我非常理解这些善意的指责和评判，包括老康先生的观点。我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很人性化地去处理这样的艺术问题。但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稍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光荣”式的婚姻，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真实地发生过，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与否，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正地尊重客观和历史。虚伪的作品是立不住脚的，“石光荣”们，包括《战旗如画》中的爷爷、父亲和“我”这三位男性的爱情观，以及他们和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建立起来的关系，都不能抛开历史的局限性。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照生活的话，那么我们有许多的指责和不满。当我们成为了历史，我们的后人也有许多的不满和批评，这就是生活和历史。

在爱情的问题上，人性永远是自私的，爱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爱情的终极结果是幸福，但更多的人总结幸福时，都在回忆这个过程，只有过程才是津津乐道的。在大千世界里，历朝历代上演了数不清、又疲乏不明的爱情故事，什么样是幸福的，什么样又是不幸的？个中滋味没人能说清楚，如果有个换算幸福的公式的话，那幸福又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