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

我从2008年9月（即父亲去世后一个月）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整整写了两个季度，直到2009年夏天才正式完稿。

那时候，我把稿子放到一边，开始继续我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所做的那些事：拜访公立学校、采访教师、在大学做演讲和写关于城市贫民区孩子们的作品。我用这种忙碌的生活慢慢消除内心的悲伤。很久之后，我才做好准备，再次翻开这部手稿。

如今，再读这个关于我父母的故事，并在他们去世后以我的这种方式缅怀他们，我并没有太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再补充几件重要的事。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相继失去父母，加上对父亲最后一年的状况念念不忘，我真是没办法在那般紧张的情况下鼓起勇气再多说些什么。我曾经提过，有时我会无意中伤害到父亲，他偶尔也会让我难过，但我并不想对此多说什么——我甚至不愿再想起那样的时刻。

事实上，我俩之间的紧张气氛，并非每次都如我暗示的那般微小或容易消散。我们也存在分歧——大部分都跟我的职业生涯有关——在某些场合，这种分歧几乎还会转化为对抗。每当此时，他那一向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架势，都能多多少少把我打压下去。

从我早期对父亲影响别人生活的观察来看，我肯定他对我思想状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我记得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带我去麻省总医院旁观他的同事为他的一名病人做神经外科手术。我记得，当时我就跟他站在作业区上方某个类似阳台的地方，那名医生一边替病人切除脑瘤，一边跟我父亲交流。

父亲和那名医生用微型麦克风交流（我们站的地方与手术台隔着一道玻璃墙）。父亲提供给那名医生的判断和指导，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病人是否能完好无损地挺过整台手术。我想，这一过程不仅让我如所有小孩那样，觉得神经外科这个领域充满魅力，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让我为父亲的直觉、那名病人的脑电波，还有我们下方那些戴着白手套、行动起来谨慎又果断的手指惊叹不已。我想，应该只有上帝一般的人，才能拥有这种力量。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能猜到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我知道，这件事和之后数年里其他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父亲产生了一种崇敬感，使我在进入少年，乃至大学时，比其他孩子更渴望得到他的认可。但我很快便发现，要得到他的赞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大一下学期，哈佛大学按成绩为所有学生排名。[1]我的室友在班里名列前茅；我的成绩虽然也不错，排名还是要比他低一些。父亲对此做出的评价或许在其他人看来不过一句玩笑话，我却不那么认为。事实上，我很努力地想要忘记那句话，因为我从中明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失望。和很多哈佛学生一样，我在中学时也是班上的第一名。父亲希望进入大学后，我也能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他责骂过很多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和不健康期望的家长，却无法控制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强迫我勇于竞争，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

大三时，我开始了追随在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身边学习的两年时光。我很感谢麦克利什。我拙劣地以“小说”的形式，写了篇讲述一个雄心勃勃的父亲如何对自己儿子期望过高的故事。看过这篇习作后，麦克利什对我说，我应该“放轻松”，允许自己在大学时找点儿乐子。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受父亲压力的影响。我们班有两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发现我对其中一名学生着了迷后，麦克利什甚至还鼓励我勇敢去追。

不过，我依然努力学习。大三的春季学期，我便提前一年成为班里加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8名代表之一。指引我们加入学会的一次晚宴上，按要求我们得选出一名代表，在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担任我们班的“第一司礼官”[2]。我有个叫贾里德·戴蒙德的朋友当时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从中学起就是朋友。我觉得，贾里德是我迄今为止认识的男孩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个性谦逊、讨人喜欢，还很有幽默感。我认为，这个代表应该由他来当。

我也邀请了父亲来参加这个晚宴。看到我提名贾里德后，他显得非常失望。我已经忘了最终当选“第一司礼官”的是贾里德，还是团队中的其他人，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非常不高兴。晚宴后，我送他到车边时，他对我说：“无论如何，要是当选的人是你，我会感到很骄傲的。”我记得，当时我就陪他站在奥本山大街的一个拐角处。那离哈佛广场只有一个街区。他打开车门时，依旧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看着他开车离开，我真后悔邀请他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