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切的渴望（第3/6页）

而且，即便最近几年父亲腿脚越来越无力，无法再独立行走，可一旦旁人忘了升起床边的护栏，他还是会爬下床，在屋子里转悠，直到撞上椅子，或如某次那样摔倒在地。[1]

那年春天晚些时候，我又跟亚历杭德罗聊起这些事，他立刻表示了反对意见，“你父亲那些乖张的行为早已不存在，也不会再伤害你母亲或其他任何人，他有可能伤害到的只有自己。”不管怎样，疗养院为保证他安全做出的防护措施，“不过差强人意”。亚历杭德罗注意到的这些，其他护工也不难发现，比如或许会到家里照顾父亲的西尔维娅。

正如我俩所见，要指望疗养院的医生做好医疗监控，几乎类似天方夜谭。

“他会进来看几眼病人的病历，或许也开点处方，做点指示……如果他真做了什么检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多久做一次。”

他觉得，如果好好安排，我或许能在波士顿找到能将病人监控得更好的医生。他认为，露辛达就是少数几个能仔细看护父亲的员工之一。他说，我要是最终决定带父亲回家，露辛达或许能设法每周过去照顾他一次。

我心中仍然有个疑问没有告诉亚历杭德罗：即便完全不用考虑母亲的安全问题，我还是得考虑，这件事会给已经完全适应独居的母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想对母亲表现出半点不尊重的样子。母亲已经如此勇敢地面对了很多小麻烦，比如关节炎和精力不济（对一个将近99岁的老人来说，这也是正常现象）。老实说，她对一直照顾自己的那个人——西尔维娅，已经有种近乎专制的依赖。即便西尔维娅相信自己能同时照顾他们两个，我还是无法确定，要跟父亲分享他人的关爱，母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时候拜访母亲，跟她好好谈一谈了。

20世纪70年代初，父母就搬进了那套他们居住至今的公寓。公寓包括一间主卧、一间次卧（供母亲睡着后，照顾她的那位护工稍作休息时用）、一间宽敞又迷人的客厅；客厅一头正中的位置，仍摆着父亲那张办公桌，另一头则是餐厅；餐厅旁边有个狭小逼仄的厨房。

母亲依然可以走进客厅，而且她常常是自己走过去，但有时也会有旁人搀她一把。天气好时，护工们偶尔会把她带到两层楼之间的那块绿草茵茵的夹层楼面，让她在那儿享受享受阳光，看看大步流星从她身边走过或沿着草坪那头的花坛和树篱散步的年轻人。

要是冷得不适合再出去，每天下午，等她照例在餐桌前喝完下午茶、吃完英国饼干（通常，护工们也会坐下来陪她一同享用茶点），护工们便会陪她在走廊或门厅散散步。

棒球赛季里，她都喜欢在夜里收看红袜队的比赛。父亲患病之前，他们常在哈佛俱乐部的超大荧屏上观看棒球比赛，有时还会在那吃晚餐或点心。父亲喜欢跟从没见过面的人搭话。母亲说，那些人中有研究生、律师、医生或别的学者，大多都是跟我同一代的人。双方相谈甚欢，都觉得比跟迅速消失的同龄人相处更有趣。

如今，母亲晚上都坐在床上观看比赛。她95岁那年，我曾送给她一件红袜队的运动衫作为生日礼物。她的护工们说，为早已熟悉的选手加油欢呼时，她总喜欢穿那件衣服，简直把它当作了幸运的象征。早些年，她是罗杰·克莱门斯的粉丝。但克莱门斯转而去纽约扬基队当投手后，她也迅速“移情别恋”。“他变得太胖。少了他，全队还能更好些。”（不久以后，佩德罗·马丁内斯就取代了克莱门斯在她心中的位置。）几年后，红袜队终于打破那个著名的诅咒，时隔80多年，再次捧回联赛冠军奖杯的那一刻，母亲简直欣喜若狂。

有一次，我问她是否还记得红袜队上次夺冠[2]的情景。虽然不记得具体年份，她却说：“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正在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读书。”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所中学，但现在已经关闭了。[3]母亲说，因为要非常努力地学习，才能赶上这所著名学校严格的课程安排，所以直到她又大了几岁，才开始观看比赛。除了课程学习之外，她每周还要花三个下午，从位于多切斯特区的家中搭乘电车一路赶往交响乐堂。她母亲认识一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从她10岁起，便一直跟着那个人学习小提琴。这么多年来，当年的那把小提琴仍放在曾经搭乘电车时提的那个老旧箱子里。

没有比赛，或因为比赛在西部进行而打到很晚时，她通常都会熬夜等着看10点的新闻。这时候，负责照顾她的护工便会调低电动床，在房间里一直陪到她入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