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小说 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第5/8页）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称为地方性叙事。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沈从文的这种地方性叙事，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乡村故事，也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传说。他的写作其实很复杂。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写作的热情，他的地方性叙事的意义，看成是外部世界刺激的结果，看成是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符码介入的结果，我想这种说法大致上可以成立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两种回应方式，他的写作也由此获得了长久的意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或者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认为是一个乡土社会。即便是我们的都市，也会被认为是乡土背景下的都市。但是，我们在书写乡土社会的时候，肯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书写的。在我看来，沈从文虽然自称乡下人，但他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想想看，他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问题，并在文体上做了回应，真的很不简单。我想，他的写作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启示。其中最主要的启示，我想是他提供了想象世界的方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法，以及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的意义，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具有启示性。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与沈从文那个时候相比，大众传媒对时代的影响现在要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同时，传媒的性质也有了某种变化，如果说在《申报》的那个时候，现代传媒还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政府以及报人似乎也都相信，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类似于“统一度量衡”的作用，而且它同时确实具备某种现代性，有着更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大众传媒确实发生了变化。就中国的媒体而言，这种变化当然更多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突出，而且可能越来越突出。从2004年开始，波兹曼的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意外地成了一本畅销书。当时我的一部小说，就是前面提到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和这本《娱乐至死》同时获得了一个奖，所以我就翻了翻这本书，没想到一下子看进去了。作者的另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写得也很有趣，很娱乐，也很尖锐。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媒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极端一点，但它确实能够点中穴位。我自己觉得，他的一些说法，对中国的媒体同样有效。

波兹曼说，当代大众传媒其实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娱乐的声音，都在拼命搞笑啊。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一个播音员因为长得丑一点，不能带给人视觉的愉悦，收视率就会直线下降，那么这个播音员的下场就是卷起铺盖滚蛋。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事，说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如果联想到尼克松当年给毛泽东送了一台电视机，那么这件事就更加有意味喽。按波兹曼的调查研究，“水门事件”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有问题，不像老实人，很像一个说谎者，从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尼克松还真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发现，从此尼克松也给世界贡献了一个词组，叫“X门事件”，比如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等等。波兹曼还提到，里根当年参加总统辩论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他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个笑话，所以报纸上第二天的标题就是里根用一个笑话，用一个段子，击败了对手。波兹曼在罗列这些有趣的事，哦，这种罗列方式好像也是在讲段子，讲笑话。之后，波兹曼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正在不自觉地进入另外一种专制社会，这种专制不同于以前的专制，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监狱，不再是皮鞭，不再是老虎凳，不再是辣椒水，而是欢乐，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欢乐和谐。你不能不承认波兹曼的目光非常刁钻。如果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那么这种媒体的专制，一种娱乐的专制，确实非常隐蔽，大象无形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痛苦，那种老式的痛苦，那种细致入微的痛苦。个人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显得很没有意义，不值一提，没有说头，别人可以一笑而过。好像是对波兹曼这句话的验证，波兹曼虽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是他在2003年死去的时候，他的死是无声无息的，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正热衷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机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竞选州长。施瓦辛格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参选和当选，使得政治竞选制模式与好莱坞的娱乐模式完全同一了。我们知道，施瓦辛格演的都是关于未来世界的影片。机器人嘛，大卸八块仍能毫发无伤，还能给人带来快乐。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