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是人性的历史

窦文涛：这片子讲当年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一个日本老师来台湾教书，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可是日本战败后他走了，然后给这女学生写情书……这故事好像有意想避开政治嘛。

陈丹青：对历史的叙述，我们长久以来太习惯于大叙述了。其实历史是非常具体的，它在每个人那儿都是私人之忆，是活生生的，就是关于祖母的记忆、关于一条街的记忆。举些可能极端的例子，在我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有一些电影反映在南非、北非或阿尔及利亚生活的英国、美国人，他们会反过来怀殖民时期的旧，而且怀得一塌糊涂。从我们的立场看，他们是殖民者，但殖民者也有私人记忆。如果一个日本人从小长在伪满洲国，一直长到将近十几二十岁才走，那他带走的不是伪满洲国的记忆，而是他青春、儿童、婴儿的记忆。所以当他在讲述伪满洲国的时候，你非要说他在谈政治，那就很荒唐，因为他想的其实就是小时候的那条弄堂。

窦文涛：就像你们知青回想起下乡岁月，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吧。

陈丹青：当然。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子，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肥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群狗，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陈丹青《荒废集·幸亏年轻》

陈丹青：最近我看报上说，要给司徒雷登恢复声誉，为他平反，让他入土为安。司徒雷登为什么这么爱中国？因为他爱他的童年记忆。还有个亨利·鲁斯，创办了《生活》杂志的美国媒体大亨，但他照样想念中国山东，因为他在那儿出生长大。他未必爱中国，但没有人不怀念自己的童年。如果你非要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去评价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那你也不能排除人性。我记得有一次我从纽约坐飞机回来，坐在前面的是一位非常胖的白人妇女，她不断激动地回头要跟我讲话。原来她在上海虹口长大，“二战”后才回到美国，她是被虹口收留的犹太人，她的愿望就是哪天要到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去看看。她说今天终于可以回上海了，很激动。她爱上海吗？NO！但她爱她的爸爸妈妈，她要找回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段记忆。当然她未必能找到，但是类似这些故事让我相信这才是人性。只有这样，人性的历史才会出来，真的历史才会出来。

梁文道：假如人们不满意这个电影片面地呈现了日踞风貌，也没关系。它的确有两面性，很复杂，不需要用一部电影完成所有叙述。

陈丹青：如果你觉得还有一部分叙述没有出现，可以再拍一部电影。欧洲好就好在这里，关于“二战”它有太多不同的角度，原以为二战差不多快被拍完了，结果很惊讶到了八九十年代，甚至到现在，还不断有二战电影被拍出来，而且越来越往私人记忆走。记得有一个叫Europa Europa的电影吗？

司徒雷登（1876—1962），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青年时代回美国读书，后来成为一名牧师。1905年他回到中国，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把燕大从一所汲汲无名的小教会学校创建成为中国一流学府。日本侵华期间，司徒雷登被囚禁四年，战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后，因毛泽东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而闻名。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遗嘱要求安葬在中国，与妻子“团聚”（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1926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燕京大学墓地）。2008年11月17日，经过四十六年的漫长等待，美国华裔将军傅履仁终于部分完成了父亲傅泾波的遗愿，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于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墓地，墓碑上刻着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