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在拆

陈丹青:那个年代的《大众电影》封面和今天一本无论什么杂志的封面,相当于两种印刷文化,照相机、用光、成像的方式都不一样。清末民初的出版物,那种印刷技术就像今天看见三百年以上的木头家具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窦文涛:说到这儿,我想起前阵子看了部电影《巴黎,我爱你》3,看得我直流眼泪啊。我觉得北京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触,但陌生的巴黎,只去过一次,我就爱上它了。当年我去巴黎的时候,同行的有位女老乡,说巴黎是我们心中之国的首都,是一个可以走的城市。我一想,确实是,你想我们所在的城市还能走吗?在巴黎我一天吃三顿还瘦了,为什么?八小时都在走,可以走,愿意走。

陈丹青:上海总算还没被全部毁掉,还有很多马路可以走,你可以下楼到街上买样东西然后回房间继续做事。香港虽然大楼林立,也还有很多私人空间。北京就几乎不可能了,完全为车着想,没有人走的地方,太可怜了,过个天桥都不知道要消耗多少卡路里!所以别提欧洲,提欧洲能气死你!平常我们过日子,有几个人能想起匈牙利?几个人知道匈牙利?可是布达佩斯这一趟走过,再看北京,什么古城?古什么古?算了吧!论历史,布达佩斯比北京年轻啊,但论古城,你北京还好意思说自己古?德国那些小城,最早的歌剧院还在,最早的莎士比亚剧团在一个山城里,那个山城的大公请勃拉姆斯永久地住下来,勃拉姆斯说,我不来,我要在维也纳。可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首演是在这个山城。1945年以后,山城归了东德。东德政府用火车、卡车、汽车把周围的农民全运到城里,在歌剧院看歌剧,看莎士比亚,看完再送回去!所以,我们好意思说在这儿弄文化、玩文化、搞文化之旅?!扯淡的事!

窦文涛:说起来确实害羞,没脸!前一阵南开大学开会谈保护文物,说现在城市拆了真的古建筑,却建了很多假古迹,这个问题要警惕!我看其实现在遍地都是这个嘛!

陈丹青:现在地面上已经没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大同据说出现一个市长雷厉风行,要保护大同古城4,规定遮挡华严寺视线的建筑一律拆除,不管是宾馆、政府大楼还是民居,一律迁到别处去。问题是事情何必走到这一步呢?现在整个山西只有平遥还有完整的旧城墙。我最近买了一批古董照片,想看看1937年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武汉、长沙、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到底什么样儿。结果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集里,我终于看到了,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儿!

窦文涛:日本人还没去摧毁一些老东西。

陈丹青:当时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一个文明古国,已经初步现代化,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一半是古城一半是新建筑的规模已经展开了,但是——

窦文涛:到处都在拆!台湾是不是挺有保护意识的,广美?

孟广美:台北人口增长很快,该拆的、能拆的也都拆得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儿小小的所谓日式建筑在那里。

中国建筑设计的“模仿的模仿”,其他国内艺术门类难以望其项背。二十年来,中国都市的城市建设索性好好模仿中国香港、日本,甚至欧美,也罢,然而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城市建筑景观,是几度转手的、失真的、假想的、虚拟的、急就章的、不恰当的奢华、极度夸张的,最后至多弄成是三流的“湾仔地区”、“欧陆风情”或“曼哈顿式”建筑群,正如民工穿西装打领带那副模样:他所效仿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打领带穿西装的人。

同样地,我们的艺术创作对失传已久的民族传统也行使“模仿的模仿”。仍以建筑为例,民国与解放初期建筑的“民族风格”本已是对古代建筑的模仿与转化(审慎的、良性的、大致成功的),二十年来,我们对本国的“模仿”式民族建筑再度“模仿”(粗暴的、恶性的、鲜有成功的范例)。有如廉价的连续剧布景,中国正在被另一个假冒伪劣的“中国”覆盖,好比身穿旗袍的餐厅侍应与宾馆小姐:她并不仰慕前代的女子,而是听命于要她穿上那件袍子的人。

——陈丹青《退步集·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