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纪事 （乌云与金边）（第6/10页）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的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一点一滴地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