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五章 论维吉尔的诗（第3/25页）

我不能忍受做假，故而避免为他人保守秘密，因为我没有勇气否认我知道。我知道的事我可以不说，但要否认我知道，我必定会很为难，很痛苦。保守秘密，应该是出于自觉，而不是出于义务。为效忠君王而必须严守秘密，这并非难事，倘若不要求我同时还说谎。有个人求教于米勒的塔勒斯[19]，是否该郑重其事地否认自己有过猥亵行为。倘若那人来问我，我会回答说，他不应当否认，因为我觉得撒谎比猥亵行为更坏。塔勒斯给他的完全是另一种劝告，劝他发誓没干，说得越少越保险。当然，塔勒斯的劝告并非要那人选择恶行，不过它会导致恶行的重犯。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假如有谁向一个正直的人提出，用艰难困苦来抵消恶行，那么这一定很容易成交；但假如逼这个正直的人在两种罪恶之间作选择，那就叫他进退维谷，十分为难了；从前有人给奥利金[20]介绍了一个卑鄙的埃塞俄比亚贵族，然后向他提出：要么像供奉神灵一样供奉此人，要么给此人当肉体上的玩物。奥利金接受了前一个条件，而且据说是用狡猾的办法。因此当今那些宣称宁愿为勾引过十个男人而良心不安却不愿为误了一台弥撒而良心不安的女人，按她们的过失而论，也许不算是格调不高的人了。

虽然把自己的过失如此公布于世有些冒昧，但无需担心这些事会成为榜样被后人仿效，或成为惯例被后人依循。因为亚里斯通说过，人们最怕的风是能吹走他们的蔽体之物的风。所以还得找回那块愚蠢的遮盖世风的破布。有些人将自己的良心送进了窑子，却保持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连背信弃义者和谋杀犯也赞成冠冕堂皇的法律，声言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不管如何，总不该由不公正来控告不文明，也不该由狡诈来责怪鲁莽。令人遗憾的是，坏人并不同时又是傻瓜，他可以用体面来掩饰自己的罪恶。然而这些美丽的饰物本该镶嵌在光洁无瑕的白壁上，这样的墙壁才值得保养或粉刷。

胡格诺分子指责我们的忏悔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能耳闻，有鉴于此，我的忏悔便面向公众，虔诚而坦荡。圣徒奥古斯丁、奥利金和伊波克拉特曾公布过他们言论中的错误；我呢，还公布我道德品行中的过失。我如饥似渴地要让世人了解我，了解得多深，于我倒无关紧要，只要是真实地了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不渴望什么，只是非常担心被那些有机会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张冠李戴，把我看成另一个人。

有的人为荣誉和功名竭尽全力，他们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表演，把真实的自我掩藏起来不让公众了解，这种人究竟想得到什么呢？夸奖一个驼背说他身材好，他会认为这是侮辱。倘若你是个胆小鬼，而人们尊你为勇夫骁将，难道人家说的是你吗？人家把你当成另一个人了。某人见别人对他频频敬礼致意便喜不自胜，其实是因为人家把他这个最无足轻重的人当成一群人的头领了。马其顿国王阿盖拉于斯一天在街上走时被人泼了一身水，目睹者都说国王应该惩办那人。他说：“是的，不过，他并没把水倒在我身上，而是倒在他以为我是的那个人身上。”某人警告苏格拉底有人在诽谤他，苏格拉底回答说：“他诽谤的不是我。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在我身上丝毫不存在。”拿我来说，谁若称赞我是个优秀的船只驾驶员，夸我很谦虚，或很洁身自好，我是不会领他的情、向他道谢的。同样，谁若骂我是背信弃义者，是窃贼或醉鬼，我也不会自认为受到冒犯。缺乏自知之明者才会为虚假的称赞而陶醉。我不会，因为我看得清自己，我研究自己直到最深处，我知道什么属于我，什么不属于我。我宁愿少受些赞扬，只要能被世人正确地认识。人们可能认为我在某件事中表现明智，而我也许恰恰认为那是愚蠢。

我的《随笔》只是贵妇们的一件共同的摆设，而且是客厅里的摆设，我为此颇为烦恼；但是这一章可能把我引进她们的内室。我喜欢与她们作亲密一些的个别交往，因为公众是无好意也无趣味的。我们在告别将要抛开的东西时，往往过分夸大我们对它的情意。我现在正向社交界的游戏作永远的告别。这是我与它们的最后拥抱。不过还是回到我们的本题吧。

生殖行为是极其自然，极其必要，极其合理的，但它究竟对人类干下了什么，使得人们不敢坦然谈它，并把它逐出严肃、正经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杀”、“偷”、“叛卖”，为什么碰到“生殖”这个词，就只敢在齿缝里嗫嚅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嘴里愈是少吐出这个词，就愈有权利在头脑里扩大它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