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三章 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这些人一言道明了人类最普遍的错误，如果他们敢把我们的本性为继续完善自我驱使我们做的事叫做谬误的话；人的本性赋于我们注重行动甚于意识的假象，正如它赋于我们其他假象一样。我们从不安于现状，总是追求未来。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使我们感觉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而对未来的乃至我们已经不在的未来的事却尤感兴趣。“忧虑未来者是可悲的[1]。”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蠢人即使得到想要的东西也从不会满足，智者却满足现状，自得其乐[2]。”

伊壁鸠鲁不要智者去预料和操心未来。

在关于死者的众多法律中，我认为“君王的功过留待后人定论”这一条也颇有道理。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法律不能触及他们的生命，但能影响他们及其继承者的声誉：声誉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惯例，遵守这一惯例的民族大有裨益，所有抱怨别人把他们同恶君相提并论的明君都希望有这种制约。我们在所有的国王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则只取决于他们的功德。从政治角度讲，当他们需要我们支持他们行使职权时，我们可以耐心地忍受他们的不称职，掩饰他们的恶习，用忠告帮助他们完成无足轻重的行动。但这种君臣关系一旦不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向司法部门自由表达我们的真实感受；尤其是不可以抹杀那些忠臣的功劳，他们深知君主的缺陷，仍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后人少了一个榜样。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提图斯-李维[3]说得对，王权统治下的人们都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

尼禄诬指罗马大火的元凶为基督徒，对教徒施以公开的迫害与残杀

我们可以谴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4]的士兵不宽宏大量。其中一个被尼禄问及为何要伤害他时答道：“我过去崇拜你，因为你那时值得爱戴，但自从你杀死了你的母亲，你这个马车夫、戏子、纵火犯，我就恨透你了，因为你只配人恨。”另一个被问及为何想弑他时回答：“因为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来制止你干坏事。”但是尼禄死后，他的专横跋扈和荒淫无度遭到万夫鞭挞，并将永远为后人唾弃，对此，稍有智力的人难道会指责吗？

斯巴达国[5]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纯洁的，可是我不喜欢其中的虚伪礼仪：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梭伦[6]说过，任何人在生前不能称幸福，只有依次生活过并且已经死亡的人，才可能称幸福，即使声名狼藉，即使后代受苦；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正如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提出质疑一样。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刻意去做令自己愉快的事；但一旦失去存在，我们与世界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因此，应该告诉棱伦，人决无幸福可言，既然只有在不存在时才有幸福。

谁也不会一下子死去，

谁都对身后寄予希望；

不能离开和抛弃

死亡袭击的身躯[7]。

——卢克莱修

贝特朗·迪·盖克兰[8]在围攻朗贡城堡时阵亡。朗贡城堡位于奥弗涅的布伊城附近，被围者随后投降，不得不将城堡的钥匙放在死者的遗体上。

巴泰勒米·达勒维亚纳是威尼斯军队的将领，在布雷西亚战役中为国捐躯，他的遗体要途经敌人领土维罗纳方可运回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军队中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向敌方申请安全通行证。但是，泰奥多尔·特里伏斯表示反对，主张强行过境，哪怕决一死战。他说：“将军生前从来不惧怕敌人，难道死后却要惧怕敌人吗？”

事实上，希腊人的法律也与此相近：谁要向敌人索取自己人的遗体予以安葬，谁就是自动放弃胜利，也就不可以再陈列战绩。这就等于被要求交出遗体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尼基亚斯[9]就是这样失掉对科林斯[10]人的明显优势的。相反，阿格西劳斯二世[11]对彼俄提亚[12]人本无多大获胜希望，却最终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