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引言》（第2/3页）

十八世纪对蒙田仍然不乏好评，但是，正如应该预料到的那样，对他的解释却随心所欲。丰特奈尔在他的《死者的对话》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培尔赞扬他的怀疑论；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四位是伟大的诗人：柏拉图、马勒伯朗士、沙夫茨伯里、蒙田！”也许，在这张名单中，应该把马勒伯朗士换成……孟德斯鸠自己；伏尔泰在驳斥帕斯卡时高声喊道：“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地描绘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德方侯爵夫人建议贺拉斯·沃波尔读一读蒙田的书：“这是从未有过的独一无二的优秀哲学家和玄学家！”沃夫纳格候爵通常是很审慎、很严肃的，但他也指出“蒙田是野蛮时代的奇才”。虽然卢棱对蒙田持保留看法，因为他的精神有些错乱，思想比较古板，不喜欢起伏多变的文笔，但是，那些百科全书派作家、描写上流社会的作家和诗人们却认为蒙田是自己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口味来揉捏蒙田。格林宣称蒙田“超凡脱俗”，说他是唯一一个发出“最纯洁……最强烈光辉”的人。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名为《蒙田<随笔集>之随想》。若弗兰夫人的女儿拉费泰·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巴贝拉克则完完全全是蒙田的作品哺育起来的。圣朗贝尔在乡间的“一棵挂满白花的李树下”拜读《随笔集》。德利尔指出“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安德烈·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他的胞弟玛丽-约瑟夫注意到，“蒙田陆陆续续地创造了他的才华所必需的语言”。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加工蒙田，把他变为自己。革命者则毫不犹豫地把他和笛卡尔、伏尔泰一起列为他们“伟大的祖先”，累得他们精疲力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的先驱和支配者，他对待蒙田的态度与众不同，起初他反对蒙田，认为他和拉伯雷一样，是斯宾诺莎[15]的先驱之一（《论古今革命》），继而又承认蒙田，并对《为雷蒙·塞邦颂》[16]的作者表示感谢（《基督教真谛》），最后，他在《墓外回忆录》中，把蒙田同他自己，同他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非常羡慕蒙田宁静的心境：“亲爱的米歇尔[17]，你谈了许多令人神往的事，但是，你看，在我们这个年纪，爱情给我们的回报并不如你所设想的……”

帝国末期，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作文竞赛题，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贝朗瑞“翻来覆去地”读蒙田的书；德博尔德-瓦尔摩尔对他的书爱不释手：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世界：

穷人、奴隶、国王，

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自己了吗？

奥尔巴尼伯爵夫人把《随笔集》当作一种“慰藉”；司汤达在创作《论爱情》时常常参照这本书；蒙田的崇拜者真可谓遍及全世界：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萨克雷，不久在美国将有爱默生：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吗？

在那个时期的评论家中，尼扎尔能够写道，“一系列反映法国精神的杰作是从《随笔集》这部书开始的……”；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是“贺拉斯那一类的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家中，只有库辛一人对蒙田的写作才能提出异议，况且，他的看法受到了可爱的克西梅纳·杜当的批驳。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有些人宣扬蒙田是一个道德学家，一个真正的人，但另一部分人却对此提出异议。米歇莱，狂热的米歇莱，坚持认为在《随笔集》的每一页上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伯吕纳吉埃尔指责他是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者，还不算他天生嗜好一切奢侈享乐；纪尧姆·基佐称他为“好色”和“淫荡”的作者，说他是“外行和平庸之辈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尔[18]”。另一些人赞扬蒙田，但按照各自的喜爱来塑造他的形象。朗松尊称他为纯洁的在俗教徒的先驱；安德烈·纪德不厌其烦地分析研究，将蒙田向自己靠拢，使他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勒南式的批评，即勒南、法朗士、勒梅勒的批评，只想把蒙田当怀疑论者看待，大力宣扬蒙田所讲的怀疑是个“软枕头”[19]。只有法盖，善良的法盖，他写的文章比谁都好，我是说他的评论比谁都公正，惟有他赞美“这位伟大的哲人……是法国三四位伟大作家中的一个”，他用美好的字眼称赞他文笔“独具匠心……隐喻自然淳朴……是智慧的一个聚会”。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近五十年来文学研究者和博学者们所从事的无数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细枝末节的修改和略显不同的看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个人醉心研究蒙田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对蒙田的享乐主义兴趣尤浓，还有一个，如亚历山大·尼科莱，则认为蒙田是一个知心朋友，一个社交家和政治家。普普斯特之后有蒙泰朗，布瓦莱夫之后有加克索特，他们都非常精细地勾勒出了蒙田的某些特征。大学里的评论，从福图纳·斯特鲁斯基到皮埃尔·莫罗、皮埃尔·米歇尔、雅克·维埃尔，韦尔登·L·索尼埃，让人感到他们对蒙田的了解比上个世纪深入得多，他们知道，正如圣伯夫说的那样，“在我们身上无底可言，只有无尽的表面。”这些重重叠叠的“表面”，被德国的一个弗雷德里希，纽约的一个弗雷姆，东京的一个前田洋一仔仔细细地分辨出来了。半个世纪前，阿曼戈博士创建了蒙田友协，今天，其会员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从巴西和加拿大到印度甚至日本。总之，《随笔集》的广泛普及说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