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劳伦斯（第2/3页）

那地方的奇人怪事层出不穷。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常用苏打饼干作为午后茶点来招待别的女人，她的苏打饼干总是涂有花生酱，还粘有一整块果汁软糖。比起蛋片三明治来，有人认为这种东西有点古怪，就一致在背后议论她，但是，没人推辞过这些佳点，也没人对她说他们认为她吃力不讨好。另一位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鲜艳明快的橘红色，陌生人在二十步开外常把她的头发误认为一顶羽毛帽子。我亲爱的继母围着一条银色狐皮围巾，是一整张狐皮做的，上面还带有涂了香料防腐剂的（？）头皮。我的那位住在安大略的爱尔兰袓籍的袓父把芦笋叫作“麻雀草”，这个词更为有趣。城里的垃圾场称为“弃物所”，这一词语可以引起各种奇思。恰如我们人生的恶臭为人不齿，同时却微妙地威胁着我们定型的、有时是过分苛求的合乎道德规范的习俗。

一些古怪事物如俗话所说的“哈哈，滑稽可笑！”另一些则是“蹊跷极了！”有些呢，压根儿就不太有趣。有个老头，疯疯癫癫的，住在山谷中的一间窝栅里。也许他甚至根本就没有那么老，可对我们来说，他似乎就是野麦修色拉 的化身，踉踉跄跄地穿行于矮树丛和高高的茅草中，呢呢喃喃地念着谁也听不懂的祈福咒语。他是一名记不起自己预言的预言家。城里人全认识他，却没人了解他。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似乎只是偶尔可见，转瞬即去。孩子们叫他安迪笨伯，但惧怕他。有人想证明他们有胆量，就欺负折磨他。这些人是中世纪的逗熊师，而那老头就是被逗得晕头转向的笨熊，双眼昏花，却是难得咆哮一声。一切事情都会在像我童年生活的那样的任何一座城镇里出现。贝尔森虽是个缩图，但着墨雷同。

我们大家都这样或那样地进行讥讽攻击。在小学，我们是脆弱而羞羞答答的女孩子。那些被人有趣地称为“家境贫寒”而为数极少的大龄女孩，胆怯而被人瞧不起。她们言谈粗鄙，肌体更是粗贱。据说她们已当了妓女，可能她们早就当了妓女，这差不离是她们轻易可得的唯一职业。

死者也葬在那地方。不只那些用当地话说是“过世”的祖父母，那些古老相册深褐泛黄照片上表情阴郁、蓄着胡子或头戴软帽的祖父母葬在那儿；就是那些永远是十八、九岁的叔叔伯伯也葬在那儿，公墓里我们家族的花岗岩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姓名，而他们的骸骨却葬在法国。我年轻的母亲葬在那墓地里，葬在我们家族其他死者之旁。我十岁时，父亲年仅四十，也离开了那生气盎然的城镇，加入了坟山上死者安息的行列。

我十八岁时，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座小城，离开了大草原。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今生今世会把那块土地、那座小城装在脑子里，也不知道它们会成为我立意写作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无论我居于何地，离得多远，情况总是如此。

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说，从那时起，我一生始终在努力地观察它，在努力地适应于它。这必然会束缚思想，且有时已经束缚了思想，但却不影响想象创造力的发展。小城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但却从来不阴郁沉闷。

现在，我明白，加拿大的情况大体上也如此。究竟为什么加拿大数代人都假称他们确认这块国土阴郁沉闷？我们完全清楚地懂得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宣扬真实国情。如果我们所谓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对外界人士、甚至对我国某些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来说，似乎是怪异的，或是毫不相干的，他们可能设法去了解，多年来我们缺乏自尊，我们在山姆大叔和大不列颠两个主宰者的巨大阴影下生活。我们才刚刚开始看重我们自己，珍视我们的国土，信赖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刚刚开始承认我们的传统，实现我们的幻想。

这块国土该痛惜哀叹的方面确确实实是够多的了。当我看到工业废水污染我们的湖泊河流，我便感到激愤和失望；当我看到我们被美国接管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日益增多，我便感到万分沮丧。尤其是，我们不能单单诅咒“该死的美国佬”。决不该忘记：是我们自己，把如此之多的天生权利拱手卖掉，以换取一团混乱的受人摆布的所谓进步。我原来幻想，这里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压制现象。但是，在我目睹加拿大1970年实行《军事法条例》之后，我仅存的一丝天真的幻想永远荡然无存了。诚然，在我心灵深处，且常常是秘而不宣之处，我始终懂得，凡事到处可发生，因为人类自由的种子与桎梏的祸根处处可见，就是在某个草原城镇的小天地里也一样。不过，我对我们的不公正，对我们的愚昧深恶痛绝。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过去和现在始终如一地在书里写小城我所嫌恶的那些方面，写在一定程度上永远是我自己的那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