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第3/4页）

另一些读者指控《洛莉塔》为反美小说，这比那种所谓道德败坏的愚蠢谴责更让我痛苦得多。出于对层次和环境的考虑（一块郊外草地、一片山影），我造出了--系列北美的背景。我需要某些引人入胜的场面。没什么东西比低级庸俗的粗话更引人入胜了，对这些低级庸俗的粗语，欧洲人和美洲人——一个来自芝加哥的无产者，也可以是一个有产者（一种福楼拜式的感觉）乃至一个公爵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选择了美国的汽车旅馆而非瑞士的旅店或英国的客栈仅仅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作家，并要求享有其他美国作家具有的同等权利。此外，我创造的汉勃特是一个外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除了对宁芙的态度之外，我与他在许多方面并不—致。我那些俄国读者都知道，我笔下的旧世界——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和我这新的世界一样奇异诡谲、独特异常。

为避免我在此番陈述中表现出任何恶意的嫌疑，我必须及时补充说明，除了带着“他为什么非要写这么一本书？”或“我为什么要读这疯子的作品？”的心情去读《洛莉塔》的打印稿或者奥林匹亚版的那些任人哄骗的读者之外，还有许多聪明睿智、情感丰富、忠诚可靠的人们理解了我的书，而且比我在这里所能解释的还要好得多。

我敢说，每一个严肃作家都把他出版的这本或那本书作为一个永恒慰藉的存在。它的导向之火在底层平稳地燃烧着，只需在人们隐秘的恒温状态里轻轻一触，即刻就会在习以为常的温和中产生一阵小小的平静的爆发。这种慰藉的存在，这种在可以理解的疏远隔阂中本书所燃放的光辉乃是最友好的感情。书与预想的轮廓与色彩越协调一致，它燃放的光辉就越灿烂辉煌。尽管如此，书中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场面与情景比其他部分更能使人热切地回忆与温情地享受。在我经历了一九五四年冬天的诸多考验后我没再重读过《洛莉塔》，但现在我发现，它如同一个可爱的存在一直安详地徘徊在我身边，就像人们熟悉的夏日里那雾霾遮掩的光明一样。每当我想到《洛莉塔》，我好像总是记起了那些特别愉悦的画面，比如塔克索维奇先生，拉姆斯戴尔中学的同学录，夏洛特轻声说“是防水表”，洛莉塔动作缓慢地走向汉勃特赠予的礼物，装饰加斯顿·戈丁那间颇有风格的阁楼的那些图片，卡斯比姆的理发师（他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洛莉塔打网球，艾尔芬斯通的那家医院，那个苍白、可爱、腆着肚子、不可救药的多莉·席勒在格雷斯达奄奄一息（格雷斯达乃是书中的死亡之城），山谷小城传向山中小径的丁当声……。这一切正是小说的筋腱。这些神秘的要点和潜在的对应构成了本书情节结构的关节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明了这些画面将被蜻蜓点水般地掠过，或者未被注意，甚至干脆没被读及。因为这些人在读书伊始时就有这样的印象，书中的内容大抵是什么《快乐女人的传记》或《绅士的热恋》之类。的确，我的小说中包含着对一个走火入魔的堕落者的生理冲动的种种暗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是孩子，不是大字不识的幼稚的违法少年，也不是英国公学里的那些小伙子，他们在玩了一夜的同性恋游戏之后不得不忍受着阅读古典作家被删削的译本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奇闻轶事。

研究一部虚构作品以获取关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个作者的信息是十分幼稚的。我为数不多的亲密朋友之一在读过《洛莉塔》之后非常真诚地为我担心，认为我（我！）正生活在这些“忧郁的人们”中间——而当时我真正经历的唯一不快就是生活在我工作间中那些被遗弃的四肢和未完成的躯体之间。

在巴黎的奥林匹亚公司出版了此书之后，一位美国批评家认为《洛莉塔》乃是我和浪漫小说间风流韵事的记录，其实，用“英语”代替“浪漫小说”会使这精美的处方更为准确。可这时我感到自己的音量已经高得过于刺耳。我的美国朋友们没有一人读过我那些俄语著作，因此，对我的英语小说的任何估价都必然有失精密。我个人的悲剧——它不能也的确该牵扯到其他的人——乃是我不得不抛弃我的母语，我那毫无束缚、丰富而又可以任意驾驭的俄国语言，而去使用英语中的二流材料，缺乏任何注释——如令人迷惑的镜子，黑天鹅绒般的背景，隐含的联想与习语——这一切对一个本乡本土穿着飘飞的燕尾服的魔术师来说，他可以神奇地运用这份遗产，自行其是，无所羁束。

申慧辉　译

□读书人语

一部《洛莉塔》使纳博科夫声誉雀起，又使他声名狼藉。该如何理解这部“淫书”，作者时而以激情的叙述语调来追念《洛莉塔》从坐胎到临盆所经历的生命阵痛，时而又以嘲讽的调侃来刺那些庸俗出版商们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