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1932-2006

潘旭澜，福建南安人，文学理论家，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艺术断想》、《潘旭澜文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等。

小小的篝火

所有的衣服被盖中，我特别珍重的，只有一条黑白灰小方格相间的土布被里。它是母亲给的。

“文革”后期，“整人专业户”忙于各打各的算盘，无暇整治我，当然也不肯解放，就押送去干校，大约算是没戴帽的“牛鬼”。我在干校患了重病，有个工人宣传队员动了恻隐之心，说“就是犯人也可以保外就医嘛！”我才得以回福建治病。在妻子任教的中学住了几个月，病情逐渐好转。过年前夕，同妻子女儿一起翻山越岭，回老家去看望孤苦伶仃的母亲。

几年没见她，此时只有那眼睛和神态是我所熟悉的。上次见到时，行动还挺利索，现在已迟钝龙钟。她紧紧捏着我的双手，看了约莫一刻钟，嘴里一遍又一遍轻轻叨念：“可怜的儿，瘦成这样！”终于，憋不住流下两滴混浊的老泪，这才松开手，赶紧拿挂在襟前的破手帕揩去。七岁的女儿劝道：“祖母，别难过，爸爸病已好多了。”小孩说的一句话，竟比我和妻子好些劝慰要灵。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欣幸的神采，颇为吃力地蹲下来，先摸女儿的头发，从头到脚端详了好一会，说：“阿黎仔真乖真懂事——长得好快，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夜里二、三点，几次听见母亲在隔壁木板床上翻身的声音。她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她已宰好了两只母鸡。我急得差点跳脚：“阿母，你怎么可以宰了母鸡呢？还一下子两只！”她一共养了三只母鸡，是三个“小金库”，下蛋换火柴油盐，应付额外摊派，用场多呢。“还留一只哪。”母亲说。

母亲当然十分希望我们多住几天。见一次面有多难哪！可她知道不宜多住，免得引起风波。次日吃了早饭，她从壁角一个破木桶里，变戏法似地拿出用红绳子捆好的方格子布，上面还有一看就知道是她所剪的红“喜”字。对我和淑荣说：“你们结婚时，我连送两条好手帕也没能，心里总很不安。现在孙女都这么大了，补送你们俩这段我自己织的土布——”

母亲的诸儿女中，数我长得最瘦弱最难看。可她一向特别疼爱我。不知啥时，她有一只“米斗箍”金戒指，从不曾戴。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她悄悄拿给我，说将来要送给我的对象。我那时在读高中，心想离找对象还早呢，告诉她不如去换点吃喝。几年后，有次我从上海回家，向她说起姐姐生孩子后日子艰难非常。她听了没说什么，摸索出那只“米斗箍”。啊——居然还留着，简直不可思议。她这才说，记心记肝，提心吊胆，总算保存下来，本是为有一天给我的对象，眼下顾不得了，“救命要紧”，让我送去给姐姐解急。决心虽下，但看得出十分心疼，她知道此后再也不会有了。我极力赞成，说现在办婚事已不需要什么金饰了，还请她千万别为我未来的事操心，莫再准备什么。

又过了几年。我回家头天，同她一起谈叙彼此近年境况之后，高高兴兴拿出一条新蚊帐，说是准备给我结婚用的。我知道这是她一把米、一口饭省下来买的，不忍拂她的意，“嗐”了几声，没说什么，当晚将新蚊帐给我挂上，说只用一个暑假不要紧，到我结婚时，“不认真看，看起来还是新的。况且，迟早也是要给你用的。”

临走那天大早，我被一片火光惊醒。原来是新蚊帐被烧了一小半。连忙喊母亲，一起用破衣扑打，脸盆泼水，才灭了。她说，谅必是油灯头碰着帐梢，烧起来的；她在灶口用柴草烧饭菜，竟没有发觉。说时神情凄然歉然，好像很对不起我。其实，还有一点她没说，就是在临别多看我一眼，不然又得好几年才能见到。我这才告诉她，城市里都不用这种老式蚊帐了。没引起火灾算运气。她还是连连责怪自己粗心，眼花，泪水在眼眶里打滚。我灵机一动，说了一通“破财消灾”的宽慰话，她有几分相信，才逐渐平静下来。我以为她从此不会操这份心了。

“……共二丈四。四幅拼起来，可做一条被里。借不到阔幅织布机，门面窄。虽说土布不如厂里出的好看，但是厚实，不易洗破。这是我一桩心愿。棉花是在门口菜园地挤种的。有空一点点纺起来。老了没力气，一次织几寸，手就不听使唤，怕不匀，不敢赶。从种棉到织成，前后三年多。看来，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好给你们了，就做我的‘手尾’（留作纪念的遗物）罢。”淡淡的说明，欣慰之意掩盖不住深沉的感伤。

三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年过七旬的母亲，是凭什么力量，把它纺织起来的呢？她在每一根纱里，每一寸布里，捻织了多少悬挂，多少思念，多少悲苦，多少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