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第3/8页）
自从出了学生界，免去了无聊的上课，我总以为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时间了，哪知道又不然。现在中国的做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少，在社会上跳动的老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是万能的，样样亊情都须他们经手。我因为屡屡受了他人的邀约而发表些文字，姓名为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为我是有意活动的，结合什么团体，每承招致，我常把和我发生关系的团体（不管是实际的或名义的）写出一看，竟有了二十余个；分起类来，有历史，古物，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途辑十种。这真使我惊骇极了！我一个人如何有这么多的技能，又如何有这么强的精力！在社会上活动固然有出锋头的乐趣，但我哪里爱出这种的锋头呢。要是我永久这样的做下去，我的将来的能力至多不过像现在一样罢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会上是到处退避的，尚有这许多牵掣，那么，这些自吿奋勇的人，他们名义的团体又要有多少？社会上多的是团体，有了团体的名目再从亊于分头拉人。无论拉进的人必不能实心实意地做，就是愿意做切实的工作的也要不胜别方面的拉拢，做了一点就停止。这样做去，是永久活动而永久得不到结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浅，自己在学问上已竭力节缩欲望，更何能为他人夺去时间，所以要极力摆脱这种漩涡，开会常不到，会费常不缴，祈求别人的见舍。可是时代的袭击到底避免不尽，我的肩膀上永远担负着许多不情愿的工作。我只得取一点巧，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联络。例如文学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众艺术的文字应付过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历史的文字应付了。这样干去，颇有些成效。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査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了。这当然是很不该的，但我深知道研究与事务的不相容，终不愿为了生计的压迫而把自己的愿望随人牺牲。只是这样做去，虽不致完全埋没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总是“鸡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绩决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我心中有许多范围较广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结果来，须放下几个月或几年的整功夫的，它们老在我的胸膈间乱撞，仿佛发出一种呼声道：“你把我们闷闭了好久了，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出来呢？”我真是难过极了。所以我常对人说，“你们可怜了我吧！你们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职务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是忙不过来的了！”
我记得幼时常见人圈点一部书（如史记，汉书文选等），圈完了一遍之后买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这班人的迂拘和迟缓，以为读书只要翻翻就是了，照这样的读法，一生能够读得几部。那时我的胸中既没有宗旨，也没有问题，所以看书虽多，时间依然是宽裕的；因时间的宽裕而把学问看得更轻易。现在有了宗旨，许多问题都引起来了，无论看哪种薄簿的书，只觉得里面有许多是可供旧有问题的研究材料的，有许多是可以发生新问题的。因为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弃去，抄出既没有空闲，不抄出又似乎负上了一笔债，所以我到现在，真不敢随便翻动哪一本书，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读一遍的。我始回忆先辈的读书方法，很想拣出几部必须精熟的基本书籍，一字一字地读去，细细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现在的时势只许人发议论而不许人读书，所谓读书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览，像我幼年的行径一般，我怀了正式读书的愿望久久无法使它实现。岂但是读书呢！我的袖珍笔记册积了一抽屉了，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撮，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很有謄入红格本笔记傳的价值。但是铅笔的影子已经渐渐地澌灭了，急写的字体也有许多认不清了，却还没有动手抄写。我真悲伤，难道我的过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残影来吗？
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嘱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虽没有研究普通史的志愿，只因没有普通史，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种凭籍，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计，也原意从我的手中整理出一个大概来。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篡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战国时，我国的文化固然为了许多民族的新结合而非常壮健，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的专制和儒教的垄断，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智识的浅陋，感情的淡薄，志气的卑怯，哪一处不足以证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现在世界各强国剧烈地压迫我们，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他们再不会像以前的邻族一般给我们同化；经济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们人民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端；又因他们的经济侵略诱起我们许多无谓的内争，人民死于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们便将因穷困和残杀而灭种了！在这一方面着眼，我们民族真是衰老已甚，灭亡之期迫在目前，我们只有悲观，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原还有许多生路可寻。满蒙回藏诸族现在还在度渔猎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人民。就是号称文明最早的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僰等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很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至今未尽。这许多的种族还说不到壮盛，更哪里说得上衰老。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现在国势如此贫弱，实在仅是病的状态而不是老的状态。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状态来唤起国民的健康的要求。生计固然困苦，但未经开发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产，享用数千年来遗弃的地利，并不是件难事。内争固然继续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动人民参预政治的自觉心，使得他们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内部团结。（例如四川的民团因军阀的残暴而发生，现已力足抵制军阀。河南山东的红枪会也是由于自行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识太低，以至流于义和团一类的行径，这是须教育家补救的。）体质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也足以渐渐造成强壮的青年，或者过了几代之后可以一改旧观。因此，在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彀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究竟如何，非费多年的功夫去研究决不能清楚知道。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 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至于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书，府县志和家谱中寻取记载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风俗民情的实际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这个计划是无从进行的，社会上固然期望我，但空空地期望而不给我以实现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结果来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嘱为孔德学校编纂历史讲义，我即想向着这一方面走去；只因诸务忙冗，到今没有编了多少，很使我怅恨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