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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能

若不是那头该死的老母猪，我在村子里的名气谁也比不了。

二十年前，我是村子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二十年后，我仍然是村子里唯一读过大学的人。

大学发榜的那一天，乡亲们放着鞭炮，尽管那些鞭炮是我爹用卖猪的钱买的并挨门挨户分发下去的，我一时成了全家和全村人的希望和骄傲。关于我聪慧好学的传奇故事，在村子里流传了好一阵子。

乡下人日子过得紧巴，乡下孩子进了京城也还是保持了其与生俱来的节俭品格。在京城上学期间，我寒暑假均未返乡，四年下来仅路费一项就替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冬天，我终于靠自己的工资凑足了回家的盘缠。

四年没回家，乡亲们对我的热情依然不减。这些年，村子里又添了不少新生人口，不论小子丫头都取了和我一样的名字。

整个正月，来我家做客的邻居络绎不绝。屋子里每天都挤满了人，瓜子皮把地面垫得软乎乎的，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长者们盘腿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小辈人中只有我有资格享受热乎乎的火炕，坐在炕上那感觉如同坐在主席台中央。

年岁大一些的长辈们，我准确无误地分别尊称他们为爷、奶、姥、伯、叔、婶、舅、姨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我儿时的种种趣闻，大家重复地笑着，我也恪尽职守地附和着，那些关于我的有趣的故事多数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丝毫的印象。夸我从小聪明、孝顺、懂事的那些感人的情节，我依稀在《雷锋的故事》中读到过。至于那些偷杏、抓蛇、掏鸟窝等乡下孩子常干的坏事，好像主人公只缺我一个人。

三爷是我本家中最有文化和见识的智者。他一连几天坐在炕头上，半闭着眼睛跟我探讨一些重大问题。

三爷问：“你眼下做啥子营生？”

我答：“在学校里教书。”

他点点头，“噢，当教授了。”

我摇摇头，“不，做助教。”

“啥叫助教？”他睁睁眼睛。

“助教是助理教授，帮助教授做事的。”我尽量想说得清楚些。

“噢，那厉害，比教授厉害，教授还得让你帮助。”他又点点头。全屋子里的所有脑袋都随着他上下点着。

“你教算术还是语文？”三爷又问。在他看来，天下的所有学校只开这两门课。

我犹豫了一下：“教语文。”我若不在他给定的二者里选择其一的话，可能更麻烦。

“噢，咬文嚼字我不会。算术我懂，小九九我还能背个八九不离十，年轻时我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加法、减法、乘法都会，除法差一些，老啦，都忘得差不多啦！”三爷不失尊严地笑了笑。

那年春节，我过得很开心。村子里的人也很兴奋。

两年之后，我又回了趟家，那是夏天，学校里放暑假。与过年时不同，村子里缺少节日气氛，来我家串门的人与两年前相比明显的少了。三爷没有再来跟我探讨问题，他于一年前去世了。

我想早点回京城，妈妈抹着眼泪劝我多住两天。我只好留下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如果我执意要走就好了，不然不会把名声搞得那么臭。

就在我要离开家乡的头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半夜时分，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东院邻居家的三胖子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嚷嚷，说她家的老母猪病了，要我去帮着给治治。我苦笑着解释，我不会给猪治病，我是学哲学的。她固执地认为，上大学的人啥都会。她还说，手头虽然没现钱儿，但治好了猪病，保准儿不会赖账的。等过年时，一定托人往北京给你捎两个大猪蹄子。

我终于没有冒着雨到她家的猪圈里看看。我去了也是白去。母猪死了，她号啕大哭，心疼着那头母猪，又数落着我的不是，大半个村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我的父母也显得很没面子，第二天送我走时，他们的表情里透着失望。

好多年没回家了。村子里现在流行的笑话中最令人捧腹的就是我不会给猪治病的故事。我在乡亲们心中的偶像地位被那头母猪给彻底地毁了。有几个原来跟我取同样名字的后生们也改叫别的名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在村子里愈演愈烈。

今年过年时，我把本已买好的火车票退掉了。我没有勇气面对乡亲们那一双双嘲弄和失望的眼睛，我决心抽时间学学兽医，一定要在乡亲们那里挽回面子，让他们树立起一个信念：学哲学的也能给猪治病！

表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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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嫂是表哥的媳妇，表哥是舅舅的儿子，我是舅舅的外甥，他们喊我大名叫三傻子，其实我不傻，表哥表嫂分得清。

表嫂是个大学生，城里人，她嫁给了乡下的表哥。表哥原来住在农村，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也是城里人。表嫂老喊表哥“乡巴佬”，我搞不大懂。表哥姓金，“乡巴佬”大概是他念大学以后改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