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失散多年的（第2/3页）

宽阔的前阳台望去，是未被遮蔽的天空及仿佛伸手可拔出笔筒树的山峦。远处有户邻居种了几株樱花，据说这儿是最佳赏花地点，隔邻种的九重葛荡来枝条，献出艳色花朵，像不时过来趴在窗台看她在不在的隔壁班同学。鸟声啁啾，鲜有人影，是一处可以偏安的个人小朝廷。阳台上置休闲式桌椅，想必常在此远眺。养了几盆兴旺的盆栽，一盆茑萝攀着栅栏正在长。料想她读书之余颇爱园艺，其中最大盆是蔷薇，欣欣向荣，尚未开花，仿佛一台自动打字机，聆听过量的暗夜独白，不得不打出满载的绿色语言。

有一间房，墙上挂着母亲照片，房内堆满从老家搬来的母亲与姐姐的箱笼。问她为何不清理，她说不知从何理起。我是看不惯杂乱的人，无法理解“不知从何理起”是什么意思。她随手打开爆满的衣橱拉出一件红色盘花绒布旗袍，说：“这怎么理？我三岁时妈妈穿这件衣服抱我，照全家福。”又抽出一幅水彩画，蔷薇写生，妈妈一面画一面唱《五月里蔷薇处处开》，说着，眼眶泛红。

那间房是她的家庭生活博物馆，老家缩影，漂泊者的童话屋。她把酷爱摄影、作画的妈妈留下的照片、画作与现实对象做了联结，建构已消逝的往日时光，仿佛一切仍在。我立刻理解，她只要躲到这里，等于像放学回家而下一秒钟妈妈会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问她饿不饿一样。

甜蜜的混乱是需要的，活在光影缭乱、分不清拥有还是失落的世界很辛苦，不必赶尽杀绝。

“你姐回来住过吗？”我问。

她摇头。姐姐在美国拿了学位后，顺理成章就业结婚生子，在异国扎根扎得不错，台湾对她而言已浓缩成一年一次的支票与贺卡。清明节前夕，她会寄信来，一张支票一张卡片，给她的短信吩咐买鲜花水果祭拜母亲，余款一份给她，一份包成红包留待父亲节、过年连同卡片带给父亲一家，做事非常有效率。信末必写“简单几句，后信再谈”，这几句后来变成我与她通联时的调笑用语。

“说不上来，好像很淡。”我想起她说的温开水比喻。

“分隔两地，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妈说过姐姐的命格会往外跑，生病时曾对她说：‘我好想看到你飞！’她一个人在国外奋斗，全靠自己扛下来，我爸像‘嫁’出去的不用说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她也蛮辛苦的。”

从此后，常在周末假日，她开车载我到她家吃饭，畅谈学术与文学发展。我记得曾告诉她，上《中国文学史》一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八个字奠定了我的创作性格。除此之外，我们俩都喜欢电影，也都不喜欢跟一堆人挤在电影院看，因此看录像带是唯一选择。我们看了大部分的卓别林、小津安二郎与伯格曼。不看片的时候，听齐豫用雾中空谷的声音唱《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到她家吃饭，下厨的当然是我，她是个除了做研究、写文章之外完全不谙家务的人——她母亲是老师兼能干的主妇，来不及将手艺传给她。可惜那宽敞、设备齐全的厨房大概只用来烧开水煮泡面——柜子里有一箱泡面。我做菜不会煮一两人的，至少是五人份起跳，总是摆满一桌。有一回炒米粉，炒一大锅，足够她冰存吃几天，她看我挥铲，说我很像她的一个善厨的朋友。又问，文友们知不知道我能做菜？

我说：“千万不可，我们这一行有些人嘴巴又毒又刁，他吃你炒的菜时，会说：嗯，文章写得好，菜不见得烧得好；他看你的文章时，又会说：嗯，菜烧得好，文章不见得写得好。”

她不表赞同，说起善厨的老师们不仅不减地位崇隆，反而更添美事。

我说：“学术与文坛是两个江湖，你们那里文明些，吵起架来，大概丢一两根粉笔就算是严重冲突了，我们这边不一样，多的是带箭的夜行人。你要是得罪人，背部中的箭，大概够你编成篱笆了。”

她笑个不停，说我太夸大，像在描述黑帮械斗。

“咳，夸大是作家的基本功，如果不能把一根羽毛说成一只鹅，还写什么小说啊！我们成天舞文弄墨，朝自己与敌人身上泼洒墨汁，也算是另类‘黑帮’，大家都习惯了啦。”我说。

除了炒米粉、红烧肉，我还在她描述下做出这辈子第一道外省菜“蛋饺”——她说这是妈妈的拿手菜，外面餐厅没得吃。饭后，她洗碗。趁她去接电话，我干脆把炉台刷洗干净。她直说不好意思让我做粗活，我说：“小事小事，谁叫我跟你的瓦斯炉这么投缘呢！你洗碗怎么跟绣花一样呢，你要是刘兰芝，不必动用七出之条，光洗碗太慢就可以把你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