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水手

有天凌晨，老余电话响，是海上打来的卫星电话。船长说，印尼船员打了我们的人，听语气像犯了错的小孩子，委屈讲着事情原委。然而老余哪里听得进去，扯开嗓门质问：“你怎么当的船长，自己人被印尼人欺负？”气呼呼挂了电话，又骂了句“他妈的。”我在他房间打地铺，坐起身，扯回跑偏的席子，小心翼翼问：“怎么了？”老余怒气还没消，说：“现在这些船长真没用，我要在船上轮得到别人欺负我们？不把他们打死？但如今又讲不得这句话。”我忍不住笑：“你都六十多岁了，为什么还像个暴躁的年轻人？”老余这时才收起一点脾气，说：“哦？这哪里算暴躁。”

我那时才进渔业公司，不了解海上的事，只是本能地觉得辛苦和寂寞。上船前，我和老余待了一个月，他担心我，认为我过于柔弱天真。有天夜里，在楼下公园散步，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海上捕鱼如何辛苦，坐船多么遭罪。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这样一个悲惨的设定，我忽然不想再听，说：“总归是有好玩的事情对不对？比如海上星星一定很好看吧。”老余一听，带着鄙夷的语气：“还有心情看星星，狂风暴雨够你受的。”后来有人过来吃饭，要喝酒，我不会，摆手推辞。那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船员不讲道理的，喝酒才听你的话，你不喝，怎么和他们打交道？”这时老余又拿我海上星星的事说笑。我只好低头闷声吃饭。

没料到出发前一天崴了脚，医生说轻微骨裂。打石膏在家休养一个月，这时渔船即将进港转载，我没时间再上船，直接飞了过来。

中秋那天，临近黄昏，开车去船上吃饭，月亮正挂在远远的天上，然而还是好大好亮。

船长和大副招待我们，其他人在一楼厨房，地方实在太小了。桌子上有黄牛肉、鱿鱼，白天我们买过去的鹦鹉鱼。黄牛肉从国内带来，牛肉味很重，不知怎么做的，连着透明那一块也好吃。大家敬酒，我试着喝一点，两杯啤酒没完，身上烫得厉害，头痛欲裂，起身去驾驶舱前吹风。

冷的风，几个印尼船员在下面抽烟。我问，你们吃饱了吗？其中一个会英文，他说吃饱了。今天他们每人发了一瓶啤酒、一罐可乐，很满意的样子。大副说因为地方小，把他们留在一楼吃饭不好，平常天气好，大家把菜端在甲板一起吃。船长也夸这几个印尼船员做事认真听话。我问他们名字，一个安迪，一个拉阔，一个阿迪。

阿迪年纪稍大，他问我是不是知道他们薪水的事，代理太坏了，每个月抽掉不少钱。这事我知道一点，但不敢说。白天有当地人到我们住处，看见车顶晒的海参，问怎么吃。我多讲几句，进屋就被骂了，说不该多嘴，“要是‘土人’找麻烦怎么办呢？外交无小事。”其中一位上司提醒道。我只好对阿迪撒谎，说自己不是会计，不了解他们工资。阿迪理解我，问我公司网址，他说做完这个合同期，直接和公司联系。

说真的，我特别想帮他，船上做事那么辛苦，希望他们可以多得一点钱。然而还是找了借口推辞。心想要先去请示上司。上司不同意，我把网址写在纸条上，偷偷塞给他。不过人心隔着那么远，到底还是害怕。我太心软，心软的人最容易坏事。想啊想，觉得难受。我问阿迪，有没有去街上走走？他说去了，可是银行关门，身上的美金没换成，就没买东西。他问我有没有钱换，我有八十块纽币，按1∶1.5的汇率全换给他了。而菲律宾来的同事白天在超市遇到老乡，那人按1∶1的汇率给他换的！

后来趴在船舷吐完，稍微舒服些，回来趴在床上睡过去，醒来是凌晨四点，外面呼呼的风刮着。

来不及想家，船接二连三进港了。董哥教我如何报关，如何与当地各部门沟通。

到夜里，船上说有人生病了。生病的正是阿迪，大概白天鱼舱待得太久，那里面零下五十多度，水手们穿很厚的棉衣，三双长筒袜，嘴巴鼻子遮得严严实实，额头发梢和眉毛结了白色的霜，只剩下昏暗灯光下一双黑眼珠。我进去一会，寒气长驱直入，匆忙又跳了出来。

这时阿迪坐在厨房长凳，眉毛聚在一起。我探探他的额头，很烫，问他还有没有衣服穿，他说有，我让他多穿一件。去医院路上，他问我有没有脸书，说以后到印尼可以住他家。医生开药，让他休息两天。第二天我又见他穿好棉衣，准备进鱼舱工作。我问他，今天怎么样？他脸上有了血色，说差不多好了。我说你不要那么拼命工作。他冲我笑一笑，拍拍胸脯进舱了。

不一会儿，另一艘船又喊有三个水手要去看医生。医院方面的事我差不多清楚了，这次由我开车带他们去。路上年纪大的那个打探我薪水，说如今研究生一点用没有。我装作不服气的样子争了几句，心想之前老余讲船员的话不是都蛮对。